【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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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生态环境侵权领域,其通过调动被侵权者维权的积极性、增加违法成本、加大环境损害行为的震慑力度,以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侵权的救济及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但该制度的利益倾斜必须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否则极有可能影响其最终目的的实现效果。首先,从惩罚性赔偿举证角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4条规定,其适用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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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生态环境侵权领域,其通过调动被侵权者维权的积极性、增加违法成本、加大环境损害行为的震慑力度,以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侵权的救济及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但该制度的利益倾斜必须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否则极有可能影响其最终目的的实现效果。首先,从惩罚性赔偿举证角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4条规定,其适用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主观要件、行为要件、结果要件三方面。明确主观要件中故意的情形,同时应当将重大过失明确纳入惩罚制度当中;被判处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权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为,并且应当注重对以作为和不作为方式实施生态破坏行为的规制;必须现实存在严重的公力或私力的损害结果,对于因环境污染纠纷导致的严重的精神损害也要给予惩处。其次,从司法适用中存在影响其制度适用的其他构成要件角度,惩罚性赔偿因果关系的证明应当回归传统侵权责任的证明方式,由被侵权人举证侵权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联系,侵权人需要对举证进行否认;惩罚不是目的,修复才是根本,阐明了惩罚性赔偿与生态修复之间的关联,分析惩罚与修复并用的约束条件。最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从而明确制度在落实过程中可能较为模糊的规范,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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