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描述肝移植受者术后的焦虑、抑郁状况及采取的应对方式。探讨肝移植受者术后焦虑、抑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相关性研究设计，在广州市某三甲医院应用便利抽样的方法，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100名肝移植受者。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医学应对问卷（MCMQ）分别调查了肝移植受者的焦虑、抑郁和应对方式。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研究结果： （1）100例肝移植受者中有30人（30％）存在焦虑，焦虑总分为37．01±6．783，分值范围28至50；肝移植受者焦虑总体水平及不同时间段焦虑水平均高于国内常模。 （2）100例肝移植受者中有47人（47％）存在抑郁，抑郁总分为41．03±7．137，分值范围27至58；肝移植受者抑郁总体水平及不同时间段抑郁水平均高于国内常模。 （3）对影响术后总体肝移植受者焦虑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性别、谷丙转氨酶浓度；对影响术后1至6个月肝移植受者焦虑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对影响术后6个月以上至1年肝移植受者焦虑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性别和谷丙转氨酶；对影响术后1年以上至3年肝移植受者焦虑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和甲胎蛋白浓度。 （4）对影响术后总体肝移植受者抑郁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和性别。对影响术后1至6个月肝移植受者抑郁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对影响术后6个月以上至1年肝移植受者抑郁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性别和谷丙转氨酶；对影响术后1年以上至3年肝移植受者抑郁的一般因素进行多重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术后并发症和甲胎蛋白。 （5）肝移植受者的面对和常模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回避和屈服与常模相比有统计学差异，其中回避总分高于常模，屈服总分低于常模。 （6）肝移植受者的焦虑水平与面对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7）肝移植受者的抑郁水平与面对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研究结论： （1）肝移植受者是发生焦虑和抑郁的高危人群。 （2）对于肝移植术后总体受者，术后并发症、性别和谷丙转氨酶浓度对其焦虑水平影响最大；对于肝移植术后1至6个月内的受者，术后并发症对其焦虑水平影响最大；对肝移植术后6个月以上至1年内的受者，术后并发症、性别和谷丙转氨酶浓度对其焦虑水平影响最大；对肝移植术后1年以上至3年内的受者，术后并发症和甲胎球蛋白浓度对其焦虑水平影响最大。 （3）对于肝移植术后总体受者，术后并发症和性别对其抑郁水平影响最大；对于肝移植术后1至6个月内的受者，术后并发症对其抑郁水平影响最大；对肝移植术后6个月以上至1年内的受者，术后并发症、性别和谷丙转氨酶浓度对其抑郁水平影响最大；对肝移植术后1年以上至3年内的受者，术后并发症和甲胎球蛋白浓度对其抑郁水平影响最大。 （4）肝移植受者焦虑和抑郁水平越低，越倾向采用面对的应对方式；肝移植受者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越高，越倾向采用回避和屈服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