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传播人类文明、形塑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本媒介。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知识的载体、育人的工具,体现了每个时代的教育价值诉求。所以,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渗透着每一时期的课程观念。建国初期,在苏联课程观的影响下,草创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在知识结构上承袭苏联知识框架、体系；同时,在思想上,着重从爱国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劳动意识三方面突出新政权的阶级意志和政治诉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采用最直观朴实的编纂方式实现了国家意志的统整和民众意识形态的规训。“教育革命”初期,历史教科书在体例上压缩教材篇幅,提升学习难度；内容方面受史学界“厚今薄古”思潮影响,错误地“打倒王朝体系”,编写呈现出“快”和“省”的“大跃进”风格。“文革”期间,政治宣传取代一切知识教育,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形成了极具时代色彩的斗争话语。课本中遍布毛主席语录,极力营造一种红色的革命氛围。内容选择突出“阶级斗争”和“批林批孔”,大搞影射史学。这种“革命模式”的历史叙事不仅是历史教育的迷失,同时也是异化的思想宣传。改革开放后,在结构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又回归到教育话语的叙事模式。历史教科书编纂突出历史知识的形式结构和逻辑结构。教科书编写在学科基本结构、“螺旋式”设计、探究式学习三个方面颇下功夫。这种编写风格以构筑学科结构为核心,努力找寻知识领域中恒定的、具有普适性的公理与定则,使纷繁的知识信息得以简化,统整。但是,这种追求纯粹的科学理性影响了教科书的灵活性和可读性,同时也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新课改以后,历史教科书的书写范式完成了蜕变,课本的知识内容丰富多元,不同学科间综合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知识组织与呈现由铺排陈设走向建构生成。新时代的历史教科书既吸纳了后现代课程观的思想精髓,也完成了由“教材”向“学材”的转型。六十多年来,课程观的取向经历了由关注知识客体向关注学生主体的演化。在不同课程观影响下,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的学生观和话语叙写模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动。总体看来,历史教科书在知识的编选和话语的书写上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历史教科书编写与学生主体相关性程度由弱变强,二是历史教科书编写形成两种不同的书写话语——教育话语与政治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历史教科书中交替出现、相互博弈并且按照正态分布的趋势演化变动。这两个趋势既是历史教科书变化的表征,同时也是课程观影响历史教科书的路径和作用点。这两条路径交互影响、相辅相成,共同昭示了课程观影响历史教科书的内在机理,诠释了历史教科书演化变迁的脉络与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