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其理论基础是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不存在调解的前提和基础—处分权,即单方无处分权论。但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案件大量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且这种撤诉有相当比例并非原告主动撤诉,而是经法院在原、被告之间做了不少调解工作之后,原告才撤的诉。实践向立法和理论提出了挑战。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为贵”,鼓励“让为贤”。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调解制度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并得到发展的合理性。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绝大部分案件在进入法院之前都是通过调解化解了,进入诉讼程序的极少数案件中的绝大部分最后还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可以说,调解在化解社论会矛盾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放眼世界各国,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都有诉讼调解或和解制度,其中有些引入我国调解制度的国家还靠这条“东方经验”解决了本国的大问题。行政诉讼在我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不适用调解在立法的当时是正确的。然时势易也,无论是域外和解的成熟做法,还是我国司法的成熟,都在要求行政诉讼法进行适当的修改。目前大量产生的行政争议案件和行政审判面临的现实环境,都在呼唤着调解制度。因此行政诉讼引入调解机制,建立有限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但是可行的,也必将为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争议的稳妥解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