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卢梭在法国、瑞士、普鲁士等地方受到宗教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攻击，无处容身，所以他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到英国避难，其中休谟帮忙最多。但是旅途劳顿和英国冬季的阴冷，一方面触发了卢梭身体方面的病，即急性间歇紫质症，另一方面卢梭的被迫害妄想症也发作了：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出现了问题。自1762年以来与他有过矛盾的文人，包括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也包括正在帮他的休谟，被卢梭当作是陷害自己的阴谋家，于是出现了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卢梭揭发他所构想的阴谋，而休谟则努力澄清他与卢梭的交往过程，以证明没有陷害卢梭。这是因为卢梭在当时的欧洲文人共和国内颇有影响，是当时公共舆论的主角，沙龙、报纸关注他的言行，所以休谟必须为自己辩护。　　 尽管处境糟糕，卢梭在1766年春至1767年5月在英国避难期间，写了《忏悔录》第2至6章，修改了第1章，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因此，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成为分析卢梭晚年著作、思想和身体状态的一个有价值的事件。　　 卢梭的作品展示的观念是：古代是美好的，现代是可恶的；休谟的作品展示的是另一种相反的观念：古代业已远去，现代的事情值得关注。一个崇古抑今，一个厚今薄古，这可以作为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的个体观念背景；发生于17世纪末期的法国“古今之争”可以作为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的历史背景。此外，被迫害妄想症的发作也是这场争论的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中，卢梭被他的对手奚落为“疯子”，而卢梭着力于为自己的善良辩解，并反思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恶的。　　 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是分析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的理论依据，结论是：卢梭自1766年开始与公共领域对抗，梦想过孤独的生活。正是这一对抗过程使得卢梭的历史形象受到了歪曲，因此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可以作为重新塑造卢梭历史形象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