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快速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成为网民,他们在互联网上交流观点、表达意见。在乡村,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以面对面和电话交流为主的沟通方式逐渐转变为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线上交往。基于互联网对乡村的巨大影响,论文聚焦济南西部某一村庄,运用布朗芬布伦纳和查尔斯·扎斯特罗的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乡村留守居民对微信内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并根据访谈内容归纳虚假信息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解决的方案。研究发现,当前微信在M村留守居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微信是留守居民与亲朋好友沟通的主要工具,是留守居民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已成为留守居民参与乡村政治生活、维护社会关系的工具。随着微信在留守居民中的广泛使用,留守居民拥有了发声的平台,当个人权益受到侵犯时,微信发挥着放大舆论的作用,促使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做出改变。与此同时,乡村生活中的邻里纠纷也随着微信的使用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村民之间的矛盾被更多的人知晓。正是微信这些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得虚假信息在微信上层出不穷。虚假信息在M村的滋生、传播有其特定的原因。乡村社会的变革使环境的不安感和留守居民的不满增加,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使得留守居民拥有了纾解苦闷和接收信息的新工具,这都成为虚假信息在乡村滋生、蔓延的重要推动力。此外,由于乡村留守居民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往往不能识别微信信息中的虚假成分,自己无意中就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留守居民有限的社交圈,使得他们对微信好友产生一种由熟悉带来的信任感,理性被感性所取代,以至于无法对虚假信息进行有效的识别。而当前政府对乡村地区虚假信息泛滥的忽视,使得虚假信息在乡村地区的传播变得更为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留守居民的互联网生活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面对微信中的虚假信息,留守居民持有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对这些虚假信息置之不理,认为这些虚假信息与自己的生产生活无关,不需要给予关注。一部分人热衷于转发各种虚假信息,他们把微信作为交流的工具,交流是主要的,内容是次要的。还有一部分人对微信中的各种信息保有怀疑精神,但这种质疑仅局限于表层,受制于检索意识和检索能力,很少有人对信息进行检索核实。留守居民对虚假信息的辨别能力受到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多重影响。从个体因素来看,谨慎意识、相关知识的丰富程度、责任感以及互联网使用能力都会影响留守居民的辨别能力和辨别行为,虚假信息中的感性和恐惧因素更是直接作用于留守居民的辨别能力。从外部环境因素看,包括亲友在内的强关系、社区邻里在内的弱关系以及网络环境因素都会影响留守居民的辨别能力。虚假信息对留守居民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满足了留守居民的个性化信息需求,成为留守居民窥见社会热点、紧跟社会节奏的窗口,缓解了由于长时间独处带来的社会孤独。另一方面,虚假信息加剧了留守居民的恐慌,让人们对所处的环境产生恐惧,同时轻信虚假信息易造成财产损失。在传播过程中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留守居民与子女之间的冲突,让留守居民成为游离在子女社交平台之外的人。与此同时,虚假信息借助微信平台快速传播,覆盖了更广的人群,加剧了群体极化,容易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群体暴力。最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试探性地提出了几点解决建议。针对虚假信息在留守居民之间的传播,应发挥多方的力量。作为子女要致力于数字反哺,理解父辈的行为,保持耐心,当好父母的“老师”。作为乡村治理主导力量的基层政府更要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当出现虚假信息时及时进行辟谣,做好相应的宣传普及工作。平台也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做好把关审核,及时关闭传播虚假信息的账号,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