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加大贸易开放力度,各项关税减让措施不断落地。与此同时,对市场准入形成阻碍的各类非关税壁垒也被削弱甚至摒弃。“贸易的非效率”成为一种隐形的市场准入壁垒,阻碍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贸易便利化成为新形势下推动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此背景下研究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与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界定了沿线主要国家和纺织品的范围,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阐述了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其次对从UN Comtrade里获取的数据进行整理,从出口规模、产品结构、出口市场三方面以统计数据详细描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纺织品出口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再次,本文构建了包含四个维度共计15个二级指标的测评体系,对沿线40个国家2015-2019年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分析。最后借助拓展的引力模型探究“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且从各维度、产品结构层面分别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结论如下:（1）2015-2019年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总体来说都在提高,2019年沿线各国平均TFI得分即将突破0.6,达到一般便利水平,但相当一部分的国家TFI得分仍在0.6以下,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差距比较大。（2）经过总体的实证分析得出,各国TFI、GDP的升高和人口的增加能促进我国纺织品出口额的增加,而距离的增加会阻碍我国纺织品的出口,其中TFI的回归系数最大,促进作用最强。通过各维度的实证分析来看,各维度指标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存在差异。金融、技术与电子商务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最大,回归系数为2.3357;其次是海关环境,回归系数为1.7638;最后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质量和规制环境,回归系数分别为1.5201和1.4366。根据产品结构层面回归结果来看,品类三服装及附件纺织品对贸易便利化促进作用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日用、工业用纺织品,最后是原材料。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五条对策建议:对贸易便利化水平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措施;大力发展金融与电子商务;加强海关等多部门协作,提升通关效率;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健全优化规制环境,提高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