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九年的司法实践,从宽量刑的坦白制度在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激励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司法大数据显示,坦白情节的认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同时也存在减轻处罚适用扩大化、翻供情节处理简单化、特别坦白适用任意化等问题,同案异罚现象突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法言法语的高度凝练性和现实案例情节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对于“如实供述”、“特别严重后果”等要素的理解不一,直接限制了坦白制度功能的发挥。为了澄清司法实践中的模糊认识,推动坦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本文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采用实证研究分析法,除导言和结语外,采取并列结构,针对上述三个问题逐一分析:第一部分,坦白减轻处罚条款的适用。首先,介绍了坦白减轻处罚条款的特殊价值,通过考察其司法适用现状,揭示了当前司法机关对于“如实供述”、“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及二者因果关系的认定不统一,造成同案异罚问题。其次,从理论层面对上述要素作出界定,针对不同观点展开评析,重点论述以下内容:一是“特别严重后果”的认定应采相对标准说;二是“特别严重后果发生”应具有现实可能性,以及“避免特别严重后果”与犯罪中止可以竞合;三是犯罪嫌疑人应对“特别严重后果发生”有所认知。再次,对于坦白减轻处罚条款适用的争议作出了回应,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犯罪嫌疑人事后“退赃退赔”的,不能适用“减轻型坦白”,这种类推适用不具有正当性;其二是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只要发生了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实际效果,就可以升级适用减轻处罚之规定,但司法适用必须谨慎,以防滥用。为了规范坦白减轻处罚条款的适用,本部分的最后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通过立法修正制度性罪刑失衡,减少法官“创造性司法”;二是司法中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加强案件指导与监督工作,发挥特殊减刑制度的作用。第二部分,坦白中翻供的处理。首先,对翻供行为作出了界定,明确犯罪人对行为性质的辨析不属于翻供。其次,考察了 50份裁判样本中翻供的处理,归纳其中被认定为坦白的情形,结合案例逐一分析论述其正当性。对于如实供述后又翻供的,即使其供述具有突出的实践价值,考虑到人身危险性不降反升,不能成立坦白。对于如实供述后部分翻供的,先将翻供部分视为未供述,再分析是否如实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即使不影响坦白情节的认定,也要在量刑时体现与未翻供犯罪嫌疑人的差异。对于“复原型翻供”的认定采“折衷说”,根据翻供后复原供述的阶段加以区别对待:在提起公诉前又复原供述的,应认定为坦白;一审判决中才复原供述的,只能作为当庭认罪酌定从轻处理。第三部分,一般坦白与特别坦白的协调。首先,介绍了刑法中的特别坦白制度(刑法分则第383条第3款)。其次,结合具体案例考察了特别坦白与一般坦白在适用上的冲突。考虑到特别坦白既无因果关系的要求,也没有“特别严重后果”的限制,与一般坦白仅有用词上的相似,因此“大贪小优惠”问题并不存在,冲突主要体现为“小贪大优惠”。为了协调这一冲突,本部分最后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司法协调,建立并完善贪污贿赂案件量刑指导制度,加强裁判文书的量刑说理与司法公开;二是立法完善,探索酌定情节的法定化,将具有普遍性的悔罪、退赃等情节规定在总则中。通过刑法理论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日益成熟的坦白制度将会更广泛、深入地运用于实践,助推刑事司法工作提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