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告御状”、“登闻鼓”等等，是古时老百姓对自我权利的救济和保护意识的突出表现行为，这些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老百姓的体恤和保护。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直诉制度本身也逐渐得到更广泛意义上的认可和支持，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同时由于制度的某些不合理性或者立法目的的不纯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信访工作的重视和当时的信访工作为新中国成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为后来其获得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新中国的信访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最初的共产党询政、问政于民，广泛密切的联系群众逐渐发展到了化解纠纷、实现权利救济，解决人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以1982年国家宣布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为标志，第三次全国信访会议也将信访工作的重点转为化解纠纷，实现权利救济。现在，信访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群众性、政治性和经常性的公务活动，是听民意、察民情、解民困、急民难的纽带和桥梁。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政府等国家机关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滥用现象，一旦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对老百姓造成了伤害，这种可能造成的侵害和掠夺就需要有另一个国家机关来相抗衡，实现公民权利的救济，它的具体形式就是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行为进行审判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体现了法律与权力的较量，是法治化进程的重要表现。行政审判将有关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送上法庭，展现出法治社会进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法律氛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与环境，经济发展的平台已经构建出来，政治服务意识逐步增强，“风生水起的黄金发展期”倏然而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基础水平的提高直接带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利益格局随之而变，各种矛盾与利益之争也随之而来，其中土地使用权、林地所有权、房屋登记等不动产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因长期的“大政府”传统导致的历史遗留因素且涉及面广、利益重大导致当事人弃诉转访，更有甚者边访边诉。而作为执政一方的地方政府，为了大局稳定做出不懈努力，领导定期接访、多发事项集中接访，而且大多数专门设立“涉法涉诉”接待窗口，专门受理涉诉涉法案件，已经把涉法涉诉信访列入了考核范围。依据当前的信访局势，公、检、法、司各部门已经把信访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对应的各个部门均设信访科，制定领导接访日制度，建立了信访责任制。在基层司法系统，只要出现信访信件或者是来人访，通知承办单位及个人，首先进行批评，承办法官要撰写关于信访人信访事项及涉访案件的情况汇报；其次要求对信访人进行面谈，化解矛盾；最后要求提交当事人书写的罢访保证书方才能结束信访案件。客观辩证地去看待问题，信访制度在监督和改善司法实践方面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越级上访、群体性上访、以访代诉等问题的频频出现，在形式上进行诉前的风险评估，将司法审判纳入行政系统的考核、进行直接的问责，不仅影响司法审判的独立进行，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影响到了法律的权威，冲击了审判的终局性与平等性，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也会背道而驰。本文共四个部分，分别从信访制度的起源分析到信访制度的历史演变、行政审判的设置意义分析到行政审判的特点，结合笔者在基层司法系统的实践，在深入分析二者相互关系和作用的基础上，信访工作规律的总结、信访法律关系的梳理、司法系统内部督促机制的设置、社会监督的加强等五个方面探讨完善信访制度与行政审判关系的新途径，以求二者在我国法治社会进程中和谐共进，发挥最大效率，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