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发展的，这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经验证明，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大大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还应包括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这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中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科学、文明、健康、现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充分展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需求的增长，从而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阻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这也导致了进入城市的农民，难以向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新型市民转变。在中国所特有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不可避免。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他们往往既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又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失地农民。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但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身份的顺利转变，这不仅是城市化自身的需要，更是一个国家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活消费是表现人们生存状态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因此，从消费的视角来研究失地农民生活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本文基于此认识，以合肥市高新区蜀南庭院为个案，在客观地“深描”该地当前失地农民生活消费状况的同时，着重对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消费的各种因素给出具体全面的分析。失地农民生活消费方式与国家相关政策密切相关，也深受文化传统、都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文章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着手，以促进失地农民生活健康、幸福和社会良性运行为目标，深入地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失地农民生活消费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诠释失地农民生活消费文化的形成和失地前后消费特征变化之原因。文章认为，失地农民的消费是生存型的消费模式，食品和生活能源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较大，消费水平还比较低，消费普遍节检。但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生活消费的支出增加较快，开支项目向多元化发展；他们的消费层次明显提高，消费需求也由满足生活基本需求逐渐转向身份需求和尊重需求，并通过消费追求个体的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彰显消费个性；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受传统和现代因素双重包围，既传承传统又吸收现代消费主义。总体来说，失地农民消费文化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措施的近一步完善。因此在引导失地农民树立科学、文明的消费理念的同时，政府应从宏观政策方面创造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消费品味、消费水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