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民族传”编纂生动反映了各时期相关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状态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民族格局,认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融合的伟大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前三史在“民族传”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生动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在“立传标准”、“文本构建”以及“民族思想”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色,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司马迁首创民族列传,是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内在要求,为后世民族史撰述树立了典范。班固、范晔沿袭司马迁为四夷列传的传统,但在史学书写上有较大差异。通过深入发掘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史家在“夷夏之辨”与“以德怀远”等民族理念之间的选择或折中。全文主体部分共有四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梳理前三史“匈奴传”的编纂情况,深入发掘三位史家对匈奴历史编纂思想的差异及其原因所在,进而揭示时代因素是决定史家民族思想观念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辩证考察汉匈互动始终的基础上,考察矗立于边境的长城对包括班固在内的各位史家“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以及文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史家编纂民族史观念的影响。第二章分析班固与范晔对“西羌”的不同态度,揭示史家民族思想的复杂性。史家在历史大势的影响下对不同民族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西羌撰述为例,班固对羌族的策略与对匈奴的策略显著不同,在对羌政策上转向了怀柔。而范晔所著《西羌传》中对无弋爰剑的传说书写体现出作者的歧视心理,在民族政策的选择了夷夏之辨。班固、范晔民族思想的复杂性是西羌的内迁产生一系列复杂问题所导致的。第三章,从编纂意图、文本书写两个层面,揭示三位史家对待西域地区诸民族的差异。司马迁主张与域外的西域诸国和平交往,体现出作者在“以德怀远”民族思想影响下的反战倾向;随着与西域地区交往的加深,班固则表现出相对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将该地区视为“荒服”,强调夷夏有别,主张放弃西域都护的行政建制;一方面则又主张“以德怀远”,反对战争。范晔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他渴望中原王朝重建大一统格局。在分裂局面下对光武帝收缩政策进行反思,力主恢复西域都护的行政建制,赞扬统一王朝对西域的管辖,也是其“王道”思想在时代背景下新发展。第四章,在对“西南夷两粤朝鲜”诸传的撰述方面,三位史家基本都在华夷同祖观念影响下书写的。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范晔的文本书写与司马迁、班固有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范晔将文化作为考察四夷民族的重要标准,也是其论证以夏变夷理论的尝试。笔者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九隆传说与竹王传说的形成,并揭示班固、范晔区别对待少数民族神话的原因所在。透过史学书写的差异揭示民族思想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