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意识到人类面临的工具理性的威胁,同时,语言哲学的转向使哈贝马斯注意到语言交往在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以交往超越劳动成为哈贝马斯劳动观的基准点。哈贝马斯的劳动观展现为劳动与交往、劳动与科学技术、新的社会动力三方面,首先,他对黑格尔早期哲学中蕴含的劳动思想加以吸收与发展,他赞扬黑格尔发现了交往理性的萌芽,哈贝马斯强调交往理性对于个体自我意识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活动只是工具理性活动,以此划分了劳动与相互作用之间的界限。其次,哈贝马斯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作为技术理性的化身对劳动主体及劳动方式的改变,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侵占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本质的揭示,哈贝马斯将一切现象都归因于工具理性的出现。最后,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对生产要素的入侵使得劳动者的脑力劳动普遍化,生产力无法再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哈贝马斯解释只有具有认知潜能的内在学习机制才能实现人类社会进化性的创新。至此哈贝马斯的劳动观基本形成。哈贝马斯存在着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解,他忽视了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内容,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实践的概念,并且不认可马克思以异化劳动对私有制的批判。因而,哈贝马斯试图以交往超越劳动实现人类命运的解放,尽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却存在着先验性的缺陷,因此他给出的解决措施并不具备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