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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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与辽东战事爆发。为解决后勤供应难题,明政府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登莱海运济辽活动。作为海运的重要参与者,山东与户部、督饷部院、辽东围绕海运事宜既有合作,又产生了诸多的摩擦。这场海运既为我们分析地方与中央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又是我们重新看待辽饷加派影响的特殊案例。第一章主要介绍登莱海运济辽的背景。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辽东战事爆发。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户科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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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与辽东战事爆发。为解决后勤供应难题,明政府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登莱海运济辽活动。作为海运的重要参与者,山东与户部、督饷部院、辽东围绕海运事宜既有合作,又产生了诸多的摩擦。这场海运既为我们分析地方与中央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又是我们重新看待辽饷加派影响的特殊案例。第一章主要介绍登莱海运济辽的背景。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辽东战事爆发。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户科给事中官应震首倡开放登莱海运济辽并得到认可。在道臣陶朗先的组织下,登莱迅速筹备首运。然而由于辽东巡抚李维翰的反对,海运暂停。以官应震为首的支持派对李维翰的观点进行反驳。此时登莱丰收,海运时机成熟,海运被重新恢复。第二章主要介绍登莱海运粮食数量、资金以及粮食筹措的具体过程。最初按照随银定粮的原则,登莱大约需运粮8万石。后来辽东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登莱的派额加至每年60万石。由于海运数额巨大,近海的济南府、青州府也加入到海运的行列。四府在新旧辽饷银用尽之后,大量动支京边钱粮,与户部产生矛盾。四府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在三年时间中筹集了 100余万石粮食。第三章主要介绍海运过程及其相关问题。船只的搜集是困扰登莱海运的重要问题,海运前期,登莱船只一直面临紧缺局面。同时,为减少运输过程中侵吞粮食、需索扰民、夹带、隐匿以及延误航行等情况的出现,陶朗先制定了相应的行船章程以及具体的管理办法。为确保海道安全以及稽查海上各种违法行为,山东加强水师建设,与辽东水师分区协守,共同开展海上稽查与保卫工作。济辽海运航线分为两段,前段为各州县船只从附近港口开洋,至庙岛汇合。后段为庙岛至旅顺、三犋牛、北信口以及盖州套航线。第四章主要介绍海运粮食交卸地点以及陆运事宜。交卸地点的选择是此次海运争议的焦点之一。莱粮交卸地点一变再变,从三犋牛改到北信口,最终与登粮一同在盖州套交卸。但辽东接收效率低下,登莱船只长期逗留海港无法回航,影响海运进程。山东对此不满。同样,辽东方面也对山东不愿赴三岔河交卸的表现十分反感。收受之后,搬运不及的粮食长期堆积海岸,腐烂发霉,不仅造成大量浪费,还影响了前线士兵的日常生活。余论部分讨论了海运所反映的晚明财政问题,海运对山东、辽东两地的影响及意义。户部在海运过程中的斤斤计较与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况密切相关。每年巨额的年例银几乎拖垮了户部财政,三大征与辽东战事的爆发使户部库存一贫如洗。户部在全国财政问题中并无统一的调拨权、管理权,与其他各部在海运资金问题上相互推诿。户部在与地方的财政斗争中也经常处于弱势地位。60万石的数额并未给山东带来粮食危机,但海运的繁杂却给山东带来困扰。作为回报,海运缓解了登莱银两短缺的局面,成功将辽饷加派的危害转化为利益,使其成为海运的最大受益者。辽东在海运中的表现不如人意,收益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海运节省了大量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但却加深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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