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具有产业链长,行业带动度高,环境污染小等特点,被誉为“绿色产业”和“无烟工业”,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在“新常态”下,旅游业不仅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而且成为新的投资亮点。在各地加大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不断上马新的旅游项日的时候,有学者诟病中国旅游业正在走一条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道路(林源源,2010)。学者们认为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旅游资源的开发,产品结构单一,配套设施不足,经营效率低下,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由于要素累积的有限性,一个产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不能只依靠要素累积,而必须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旅游业生产效率的状况。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指总产出中不能由资本、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即各种有形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的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新常态下,依靠资本和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拉动旅游业增长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可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动力,能够有效的提升旅游业发展的质量。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Alfred Marshall (1890)认为集聚能够提升产业的生产效率。他认为产业集聚主要通过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提升集聚区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新竞争优势理论的代表人物Michael E. Porter (1998)认为集聚会以一种创新的发展方式使彼此孤立的中小型企业结合起来,最大程度的整合其自然优势和禀赋,提升产业整体的生产效率和竞争优势。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Paul R. Krugman(1991)认为产业集聚是影响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知识和信息的外溢、共享基础设施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拓展产业前后向联系等多种途径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循环累积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等,将有效的提升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其他产业相比,旅游产业具有天然的集聚特性(冯卫红,2009)。旅游产业涉及的行业众多,且行业之间多呈水平式的关联。吃、住、行、游、购、娱,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旅游者的整体体验。正因如此,Michael E. Porter认为旅游产业是集聚效应最明显,最适合集聚化发展的产业之一。在实践中,国际上已形成了很多著名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如以纽—华盛顿—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东部都市旅游集聚区、以大堡礁为中心的澳大利亚东北部生态旅游集聚区、以阿尔卑斯山为中心的滑雪健身旅游集聚区等。我国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产业集聚的现象,如在深圳华侨城附近集中了近二十个主题公园,包括锦绣中华、世界之窗、中国民俗文化村、欢乐谷等。在苏州,形成了环古城河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目前,我国各省旅游产业集聚的程度有多大?集聚是否促进了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业集聚对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产业集聚对中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是否存在门限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更加清楚的认识我国旅游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为实现我国旅游业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围绕以上问题,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相关研究结论总结如下：研究内容一：中国旅游业产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本文选择区位商作为衡量中国旅游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选择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作为衡量我国旅游业生产效率的指标。本文使用2001-201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三个行业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两种投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单一产出的投入导向型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结果发现：第一,中国旅游业出现了产业集聚的趋势,但大部分省份旅游业产业集聚的程度较低。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海南、重庆、云南、新疆八个省份旅游产业的区位商大于1,呈现出明显的产业集聚态势。第二,就中国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看,2001-2013年间,我国旅游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5.5%。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可知2001-2013年间,技术进步实现增长8.7%,但是技术效率退化了3%。将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可知纯技术效率退化了2.2%,规模效率退化了0.8%,两者之和正好与技术效率的变动程度相等。这说明了以下三点：首先,2001-2013年间,我国旅游业全要索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进的；其次,我国旅游业的技术效率较低,现有技术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再次,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研究内容二：产业集聚对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本文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广义矩估计对产业集聚对我国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测量,并探析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组成部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从而找到产业集聚影响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途径和机制。得到的主要结论是：首先,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各地区可以通过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提升旅游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继而提升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第二,产业集聚对我国旅游产业的技术进步影响并不显著。第三,产业集聚与旅游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较强的内在联系。由此可知,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善旅游业技术效率实现的。研究内容三：产业集聚对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限效应本文使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对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门限特征进行考察。结果发现：第一,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当产业集聚超过一定水平时,即区位商超过1.1937时,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有所下降。第二,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分别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二者产生影响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存在门限效应,即产业集聚超过一定水平后,其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将下降。研究内容四：产业集聚对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将空间因素纳入模型,对各省旅游业产业集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机制做进一步的拓展性研究,探讨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产业集聚对提高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具体来说,一个省份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有效的促进相邻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旅游业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的程度较低,只有少部分省份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聚态势。因此,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有限。另外,我国旅游业区域合作不足,导致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无法在不同省份之间共享。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结论,在政策上的启示主要有：对于政府来说,首先,政府应坚持促进旅游业产业集聚的政策方向；第二,政府应积极引导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第三,政府应在信息和资金等方面对本地旅游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加以扶持；第四,政府对于旅游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应加以控制；第五,政府应积极推进旅游业的区域合作。对于旅游企业来说,应该从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加强相互间的合作等方面提高现有技术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