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湘文学不仅是古代湖南文学的主体,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是中国贬谪文学的发源地,从先秦至中唐,流寓至此的文人不枚胜举,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哀怨的情感基调与浓厚的浪漫色彩,成就了湖南文学的独特风貌。中唐以来,随着战乱、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寓湘文人骤增,寓湘文学也迎来了全面兴盛阶段,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潮与中国文学风格雅俗嬗递背景下占据关键位置的地域文学。在中唐寓湘文学中,诗歌处于主体地位,数量最多。因而,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将中唐寓湘诗歌作为研究重点,分析其中具有文学意义的地理意象,并选取杜甫、元结、刘禹锡、柳宗元的寓湘诗文,探讨中唐寓湘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绪论介绍选题缘起及意义,界定研究对象,梳理并述评唐代寓湘文学的研究现状。第一章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分析中唐以前湖南文学的发展简况及其影响,此期文学以浪漫、悲情为主色调,在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为中唐寓湘文学积累了丰富经验;其次,通过文史结合的方式,考察中唐文人的寓湘经历及诗文创作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唐寓湘文学的发展阶段及其成因。第二章探究中唐寓湘诗歌对中国古代文学意象发展的作用,即贡献了具有文学意义且内涵丰富的地理意象。首先,在中唐寓湘诗人的创作下,洞庭湖、君山景观群通过审美意义、传说意义与人文意义的层级叠加,以及相关地标性景观的建立,成为了最高级的文学地理意象;其次,以“影响焦虑”为切入点,分析中唐寓湘诗歌中的有关岳阳楼意象的书写,探讨中唐寓湘诗人在先驱诗人孟浩然的影响下,应对创作压力的不同态度与方式,分析焦虑书写下的岳阳楼题咏诗促进唐诗发展的意义;第三,从“潇湘”的实体地理空间出发,以文人认同为重点,分析中唐寓湘诗人在“潇湘”意象形成过程中的贡献。一方面,地因人传,在中唐寓湘诗人的共同努力下,湖南景观在主流话语书写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人因地传,杜甫、元结、刘禹锡、柳宗元与湘地两相扶持、相互成就,造就了人地关系良性互动的盛况。第三章分析杜甫寓湘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在生命本体论方面,杜甫真实书写形体疾病,体现了面对生死时的坦然,且其寓湘涉病诗客观上开启了湖南文学及宋诗重视生活化的倾向,形成了与此前文人相异的文学风格;他又借助“精神疗法”,以积极入仕的生命追求与陶醉山水的生命体验进行移情,缓解形体疾病之折磨,具有比传统寓湘文人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以悲情为底色的湖南文学中展现出踔厉奋发的风格。在生命价值论方面,杜甫将“小我”融入“大我”。他传承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寓湘诗歌中书写忧国忧民之“心病”,折射出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命责任感;又以救国救民思想疗愈“心病”,为时局苍生奔走呼号,实现了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后世湖湘文化及文学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第四章讨论处于屈骚传统笼罩之下的湘地,元结的反传统创作。首先,分析元结的寓湘经历及诗文创作篇目概况。其次,分析元结寓湘文学中屈骚传统缺位的原因。第三,探究元结反传统创作的意义:诗人不断寻山觅水,颇为闲适,又写作寄情山水的诗文,使情感趋于平和安逸,最终获得了反拨屈骚悲情传统的达观力量;他高举风雅写实的大旗,创作政治批判性诗文,冲击了湘地浓厚的屈骚浪漫传统。第五章着眼于中唐以后中国文学风格雅俗嬗递的背景,从中原雅文学与地方俗文学交流的角度,分析刘禹锡寓湘民歌体诗歌的创作意义。首先,考察诗人的寓湘民歌体诗歌篇目。其次,从主客观两方面,讨论诗人寓湘民歌体诗歌的创作成因。第三,分析诗人寓湘民歌体诗歌的创作意义:他以中原雅文学的力量,从情感表达、语言特色、表现手法方面雅化了湖南民歌,又深化了湖南民歌的意境与思想境界,提升其文学地位;而湖南民歌亦以地方俗文学的生命力反哺了诗人,使其成为新文学体式的确立者,推动词的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学注入活力。第六章从中唐以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视角,讨论作为北迁文人的柳宗元,对南方文学发展的意义。首先,分析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其次,柳宗元贬谪永州后,大量青年士子前来求学,诗人运用系统的教育思想,传授为文之道;第三,在教育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加持下,柳宗元以发展地方教育的决心与实力,致力于提高南方士子的文学素养,使其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一定优势,客观上为宋代南方文学的崛起提供契机;第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有着区别于唐前文学中山水相对神秘化的倾向,他以发现者及改造者的身份,借助人格化的方式,成为中国山水文学及贬谪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