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关系是中国经略周边必须重点考虑的一对双边关系。在两国双边关系的互动中,认知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认知是行为的起点。围绕对中国的认知,当代印度不同群体呈现出了鲜明的态度上的分歧。印度政府层面和学术界对于中国的认知常出现分野,客观和偏激的印象均大量的存在。历史地看,2000年以来印度历届政府对于中国的认知既一脉相承,又各自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瓦杰帕伊时期视中国为威胁,尤其是中国地和力量使得印度非常忌惮,正式在这一因素下,瓦杰帕伊时期才力推进度的核进程;辛格政府和莫迪政府的对华认知较瓦杰帕伊有所修正,主要是在传统的军事和安全领域对中国的印象有所缓和,尤其是印度核试验取得成功后,印度实质上获得了和国家的地位,尽管这一地位目前尚未得到安理会的承认。因此,在印度政府的认知中,中国的核威胁在印度国家战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且印度不断发展的导弹力量,如“烈火”系列导弹,使得印度具备了基本的远程核打击能力,印度对中国的心结主要转向历史问题、边界争端以及地缘经济问题。但是,尽管辛格和莫迪政府对华认知和政策有所修正,但其依然继承了印度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发展对华关系也是出于实用考虑,而非真正与中国发展互信互利的友好关系。印度学者对于中国的认知比较复杂,处极少数对中国了解较深的学者主张中印应发展友好关系外,很多学者对中国持冷漠或消极态度。尤其是和印度军方联系密切的学者对中国的认知比较负面,认为中国在军事和安全上依然是印度的威胁;对华友好的学界声音主要来自于文化界。这一领域内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了解比较深刻,对于中印关系交往的历史也比较熟悉,能够站在相对客观的视角上看待中国和中印关系问题;媒体和民众对于中国的认知相对比较片面,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的问题上,如边界问题、宗教问题、历史问题等,时常围绕上述问题对中国产生一些负面的印象。但印度民众对中国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肯定,这主要是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肯定。但是,绝大部分印度学者和民众认为,长远看来印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超越中国,因为印度具备较大的制度优势。对华认知直接影响着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制于对历史冲突的阴影和现实的地缘政治的考虑,以及受到客观的的认知规律的影响。理论层面,罗伯特·杰维斯建构了影响外交政策的认知因素的作用模型。借助这一模型,可以充分解释印度对华认知的理论局限,其中愿望思维、认知相符和认知失调是三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印度的对华认知还受到现实问题的影响,包括历史问题、边界问题、西藏与宗教问题、中巴关系问题等。因此,印度在对华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这种偏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知与现实的鸿沟;二是对于中国不同方面的认知的差异;三是认知与行为的不一致。受此影响,印度在对华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策略选择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和政治上印度对中国态度较为复杂,而在安全上的态度则高度清晰化。印度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谋求对华互信以稳定中印关系,同时希望借助中国地区经济政策以助力印度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印度也对中国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担忧中国在南亚推动经济殖民主义。因此,印度在稳定对华关系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以航母和潜艇为代表的海上军事力量,并有保留地支持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