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是中古文坛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人生不仅充满了悲剧性的色彩，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就在历史和文化的宽广背景下，以“士人”特有的“才性”对嵇康一生的影响为主线，从社会背景、人文传统和心理发展的过程三个角度深入探讨嵇康内儒外道的悲剧性人生的丰富内涵，展示嵇康独特的人格品质与人生境界。 本文的内容共分为八个小部分，除前言和结语外，它们分别以：“士”的典范；“道”的守望者；儒家的道者；道家的儒者；悲剧的诞生；复杂的人生为各自的小标题。 在前言中，我阐述了选择嵇康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并对前人的研究状况和成果进行了粗略的回顾，同时也将我自己关于嵇康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思想展现给大家。在正文中，我首先给嵇康的身份加以定位，他不是一般人眼中的普通的魏晋名士或知识分子，更不是所谓的“狂人”，而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士人的典范”。魏晋之际，社会混乱是人所共知的现实，在权势和名利的蹂躏下，原有的儒家价值体系已基本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不仅如此，由于门阀士族集团之间权力斗争，导致广大士人，有命不保夕之感。在这种状况下，嵇康没有像魏晋其他名士一样，任情放达，及时行乐，而是出于自己“士人”的自觉，维护着心中理想的世道、君道和人道，所以我称嵇康为乱世中“道”的守望者。然而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冲突，嵇康也想探求一种新的能够实施自己理想的社会道德规范，那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面上似乎是道家思想简单的反复，其实并非如此。道家思想本是对现实的一种痛苦的逃避，而嵇康“越名任心”的思想是深深的扎根于生活之中的，即在愤世嫉俗，以激烈的语言抨击着现实的虚伪和黑暗的同时，积极倡导人性的复归。作为儒家的道者，嵇康没有像后人记载的那样“恬静寡欲，含垢匿瑕”(《晋书·嵇康传》)，而是像他自我描述的那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面对统治者以提倡虚伪的名教来铲除异己、维护其统治的恶浊现实，嵇康立即变得像一位勇敢的斗士一样，以他那犀利的笔锋，一缕一缕撕开司马氏集团虚伪的面纱，确切地可以称此时的嵇康为“道家的儒者”，他充分的展示了自己作为“士人”敢于挺身而出的不屈的品格，悲剧因此而诞生。 嵇康本性追求自然，慕求长生，而现实却在不知不觉中扭转了他的本性，迫使他去展示人格中另外的一个方面。嵇康从因自我的“才情”得以取了曹操的孙女长乐亭公主后，就无意中卷入了政治的旋涡，无论他是否有心为了曹魏的政权而反对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他都要受到司马氏集团的猜忌。另外他作为“竹林七贤”之首，理当也在司马氏集团为了其统治而要收买的名士范围之列。但是嵇康的度量岂是司马昭、钟会之流所能揣测的，他没有像竹林其他“六贤”一样，先后以不同的方式或真或假的融入了司马氏集团，而是仍然恪守着自己的世道、君道和人道。最终由于嵇康太“迂执”的秉性，再加以对司马氏集团所标榜的虚伪的名教礼法毫不留情的揭露，以及在此过程中“才性”的肆意流露，“不忠不孝”之人，最终却借吕安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嵇康。悲剧的诞生，不在于嵇康的死，而在于嵇康复杂的人生这个过程，在于嵇康面对生与死展现出的内儒外道的痛苦的生命之美。 嵇康的一生，堪称中国“士”的风范，也留给我们许多的思考，诸如：“道”与“生命”的融合，“士”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以嵇康理应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