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伴随着侵略战争波动复盛,成为人们心中郁结的愁闷。无论是船坚炮利还是泰西理论的引入,都促使国人在这段进程里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界定着世界、国家乃至自身的位置。由于大环境本不太平,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就基本上与对外御辱相交织。“国耻”一词在这段进程里,便时常成为各类言说、运动的主题。既“华夷隔绝之天下”转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国家观念也因之逆转,国既为人人共有之,则人人都要肩负起“国”之责任,成为“雪耻”的主体。而雪耻的方式也不再是“君子修身以道,教化天下”,从各安其职到思出其位的转化里,雪耻成为了是人人共为之事。国耻既以泰西作比对,就不得不以效西法为路径。在雪耻的进程里,从技术、制度乃至文明,中国人不断调整、反思乃至厌恶自身,与民族情绪相间杂的是因崇洋而四处弥漫的“耻不若人”。争竞既已成为新道德,知耻的依据就不再是个人内在的价值判断。由是惟泰西是效促使国耻成为亟须全方位解决的问题。立泰西作榜样,试图依靠打破传统形象以重新确立在世界的位置,同时又渴望重新成为世界之表率。不断强化的“国耻观”使自身纠结在民族自卑心与自尊心之间,“雪耻”成为一种心结,也成为推翻一切的依据。至20世纪初年随瓜分之说、亡国宣传,既之而来的国耻运动,耻的直观感受在诸多活动中通遍全国,延及于底层社会。国耻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忧患意识,在反复追溯中与现实困境相碰撞。人们的心焉忧之继而将沦为弱势的不甘与耻辱转嫁给政府,促使了内治改革的迫切。此后革命以反满为口号招揽人心,共和名下却未能力挽颓势,在亡国危机感下凝集成重重矛盾。国耻纪念虽蓬蓬然兴起,却因缺失学理内核,而大多流于形式,随风过而竭。相应的,在运动中显现的一腔意气逐步发展为群众力量,并成为有效的情感动力。当这些社会反抗情绪由外转向内时,社会矛盾的转化最终促成国耻变为对内反思的奇特现象,也改变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