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扰乱了市场秩序、侵犯了消费者权益,理应受到法律规制。但由于其复杂性、隐蔽性等特征,单一部门法难以对其有效制约,因此应建构一个各司其职、综合而治的法律体系,以实现对这一乱象的有效治理。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大数据“杀熟”行为予以直接规制,执法层面也缺乏统一的监管机关,司法层面又遭遇受害消费者请求权基础不明、举证难等困境。尽管现阶段理论界、实务界对大数据“杀熟”的性质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以“新型欺诈”来定性该行为更具合理性。以此为基础,通过对现行法律规范及司法案例的分析与总结,主张从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对大数据“杀熟”行为予以全方位的规制。首先,立法层面,主张修订《价格法》,将新型欺诈纳入其中;扩充《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考量方法与要素,丰富竞争损害的内涵;有针对性地细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的部分条款,以应对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之需要。其次,执法层面,明确大数据管理局作为大数据“杀熟”的专门监管部门,以大数据制约大数据的方式解决监管方式落后、能力不足等困境。最后,司法层面,明确大数据“杀熟”的新型欺诈属性,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请求权基础,并突破传统举证原则的限制,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