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运用信号学领域当中的交叉小波分析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的非中性特征进行识别,从而证实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存在非中性特征,即具有事实的经济产出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角度深入地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本研究着重考察了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操作方向上表现出来的非对称产出效应,以及货币政策在利率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以及国民经济最终响应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非对称区制转移效应。在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识别问题上,本研究选取M2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实际GDP增速作为国民经济响应变量,通过对1996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M2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速样本序列做交叉小波分析,依据功谱分析结果和相位相干分析结果,发现在时域和频域空间上,M2增长率和GDP增速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时变相关性,并且中低频域上,相位相干分析结果表明,M2增长率对实际GDP增速具有相位领先优势,并且经连续小波变换后的M2增长率序列对实际GDP增速序列具有建设性干涉效应。因此,判定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非中性效应特征,即具有事实的经济产出作用。除此以外,本文在货币政策非中性研究基础上,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操作方向上表现出来的非对称产出效应问题也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过程当中选择M2增长率、1个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和工业增加值变动率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国民经济响应的代理变量,通过构建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两类货币政策工具在操作方向上对国民经济作用的非对称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由于操作方向的不同,数量型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国民经济产出的作用效果表现出非对称特征。具体而言,央行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宽松性使用,短期内会对国民经济产生意外性负向乘数效应,推测原因主要是由于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外在时滞效应所致;当时滞效应褪去后,短期内,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紧缩性使用对国民经济作用的负向乘数效应大于同条件下宽松性使用对国民经济的乘数效应;长期内,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宽松性使用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超过同条件下紧缩性使用对国民经济的抑制作用。另外,相异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但是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一致,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对国民经济的产出效应在操作方向上同样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特征。关于货币政策在传导途径中的非对称效应问题,本研究以M2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通过HP滤波技术分解出长期操作效应和短期调节效应,并构建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和信贷渠道传导的前导系统,以及由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国民经济组成的三变量响应系统,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贝叶斯向量自回归非线性实证方法,对货币政策在传导路径中的区制转移效应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前导阶段及国民经济终端响应阶段均存在二区制的马尔科夫动态迁移现象,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中具有非对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