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新经济”形势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一步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经济从增长速度到增长质量的提升,而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则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企业来说,投资活动作为其三大理财活动之一,在筹资活动和股利分配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各企业为了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投资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这些投资活动是否具有投资效率值得深入考虑。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经济背景下,我国基于商业银行的金融系统决定了银行信贷供给是企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银行信贷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大的作用。因此,在当前新常态经济下,继续优化银行信贷资源配置,使银行信贷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是未来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面对普遍存在的企业融资约束现象,银行信贷能否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显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了文献综述法、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基于银行—企业信贷匹配数据,并利用滞后一期数据避免内生性问题,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对银行信贷、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探究。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实证结论:（1）银行信贷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一方面银行信贷对于企业而言能够发挥更好的债务治理的作用,制约各类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为企业融通资金的功能,减轻企业目前投资不足状况。（2）融资约束能够作为银行信贷缓解非效率投资的中介渠道,主要是对企业投资不足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3）从区域金融发展不均衡角度来说,在东部地区,银行信贷的作用在于显著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中部地区,银行信贷则主要缓解了企业面临的投资不足困境;而银行信贷对于处于西部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从企业规模角度来说,银行信贷从整体上显著提高了大规模企业的投资效率;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银行信贷的获得主要减轻了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从企业产权性质角度来说,新增银行信贷能显著地减缓各类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国有企业由于本身受到的融资约束就小于非国有企业,所以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银行信贷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而且更加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企业投资行为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以下建议:（1）从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来说,要充分发挥我国商业银行作为资金供给方的作用,在高效监督的基础上逐步放宽信贷条件,有针对性地加强商业银行对各类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并且也要了解企业中的困难,主动为其提供对应的信贷优惠政策。（2）从整体市场环境来说,要不断整合和优化整体营商环境,增强银行的服务能力,使信贷的债务治理与资金融通双重功效最大化的作用于企业生产投资中;并且要注重从源头出发,从监督管理入手,对企业高风险的投资活动进行制约,避免盲目过度投资行为频频发生。（3）有针对性地对不同金融发展区域、不同企业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制定相应的信贷优惠政策与不同层面的支持办法,加大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金融发展较弱地区企业的扶持力度。（4）积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增加直接融资比重,鼓励企业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渠道。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银行信贷、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理论,通过各类异质性分析为企业丰富了微观研究,有利于银行为保障企业发展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