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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这一关键词连续三年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发展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降低金融服务成本,还能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从而推动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然而,由于“二八定律”的存在、金融基础设施的落后和技术的限制使得普惠金融的服务范围、服务效率等难以提升,普惠金融在我国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数字技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发展。在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其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所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既是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增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传统普惠金融重要性分析和发展程度测定上,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特别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和发展建议的研究较少。因此,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测定,如何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应成为当前金融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并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际进行阐述。此后,本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从可获得性、使用深度以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同时运用欧氏距离法测算2016年全国31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之后,本文基于前文中对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以及测算出的指数,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呈现出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逐步减弱的规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城镇化率的增加会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受教育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不显著,这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本意相符。最后,本文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政策和发展实际,从需求者、供给者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提出了提升需求者金融知识和信用意识,合理开发金融产品和加大科学技术创新,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监管体系、征信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传统普惠金融重要性分析和发展程度测定上,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特别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和发展建议的研究较少。因此,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进行测定,如何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应成为当前金融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本文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概念进行分析并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际进行阐述。此后,本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从可获得性、使用深度以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选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同时运用欧氏距离法测算2016年全国31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之后,本文基于前文中对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以及测算出的指数,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呈现出由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逐步减弱的规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城镇化率的增加会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受教育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不显著,这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本意相符。最后,本文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政策和发展实际,从需求者、供给者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提出了提升需求者金融知识和信用意识,合理开发金融产品和加大科学技术创新,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完善监管体系、征信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