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出于战略需要而迁都重庆,由此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当时的重庆聚集了一大批考古学家、书法家、画家等文化艺术人士,他们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积极开展考古发掘以及文物整理工作,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考古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这些成果中,尤其是与书法资料相关的文物,对重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作为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的确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意义,对此阶段重庆书法发展的深入研究,事实上对中国书法现代史的发展研究、重庆地域书法史的整理探讨都具有十分显著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将从六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抗战时期考古工作对重庆书法发展的影响背景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概括梳理,比较明确地表现出本选题研究的重要价值;第二,对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考古开展的背景以及具体考古工作进行审视,尤其着重对与书法相关材料的关注;第三,将以重庆为终点的文物内迁活动进行特别梳理,具体通过故宫文物内迁与私人文物内迁两部分落实阐述,并以表格的形式整理出抗战时期重庆书法文物展览的大致情况;第四,基于以上珍贵资料的整理与概括,通过对胡小石、吕凤子、游寿等人的书法与篆刻研究工作来较为深入地论证抗战时期考古对重庆书法观念的影响;第五,基于对抗战前后重庆书法基本状况的对比,聚焦于郭沫若、董作宾、沈尹默等人的书法作品进行审视,着力论述抗战时期考古对重庆书法创作上的影响与意义;第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由此生发阐述抗战时期考古对当时重庆乃至当下书法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