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一直以来,宗族及其相关问题都是学术界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综观20世纪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宗族法也已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出版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论文。但综合看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即学者们大部分是着眼于全国范围来研究宗族法的概况,或是断代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族法,其地域性研究仍较薄弱,专门涉及到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宗族法就几乎是零星片语,更何况又是具体到湖北宗族集中的鄂东地区了。此外,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宗族复兴,随之而来的是宗族法的现代变异,当前政府急需探明宗族对社会建设的种种利弊,从而采取相应态度和制定相应措施。由此,对民国时期鄂东地区宗族法作专门考察,从地域性的角度加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宗族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而且有助于在当代乡土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承认地区差别,因势利导,采取不同的对策,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动机和意义所在。本文旨在吸收和肯定既有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前提下,力求尽量广泛阅读第一手资料,除常用的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以及湖北地方志等文献外,还主要利用了湖北省图书馆现存的湖北地区宗族族谱68部,湖北省档案馆现存的民国时期湖北地区与宗族相关的原始档案若干,以及一些专著中可见的民国时期族谱作为辅助,在历史哲学“一分为三”的指导思想之下,拟从民国时期—这样一个新制与旧制共存、革命与反动互激,酝酿着巨大变革能量的年代为时代背景,以鄂东地区作为研究中心,以民国时期鄂东地区大量宗族法规史料为载体,描绘其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以及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在走向式微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更生与变异之景象。本文拟融合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法学为一体,力图从地域性的视角对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作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实证分析,试图考察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历史境遇,并探讨民国时期鄂东地区宗族法的制订与执行,论述其主要内容,最后理性审视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的历史作用。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宗族法的起源、产生及其历史发展脉络对宗族法作了历史性的回顾,介绍了宗族法从口耳相传的原始社会末期的规矩习俗到唐代成文法,以及至今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第二章具体考察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历史境遇,作为研究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的时代背景。民国时期宗族制度在体制上依然维持宋明以来所形成的近代封建宗族制度的模式,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发生大变化,但由于近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政治上的变革、人民民主革命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诱导,其总体趋势是走向没落,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于摧毁宗族制度,加之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使得民国时期宗族法在随着宗族缓慢衰落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第三章以实证角度从大量史料中挖掘出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制订和执行的种种,包括其指导思想:以“礼”治族、“法”“德”并用、符合国法以及民主自治;其订立者:尊长、族众、族外文人或是宗族的专门机构;其颁布主要由宗族自行颁布或是由官府出示颁布;修改则无外乎以下三种原因:宗族自身情况发生变化、国家发生重大变故或是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以及惩罚和奖励的执行等问题,再现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的运行。第四章仍从实证出发来考察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的具体内容,从家事、族事和国事三方面加以论述。家事主要提倡孝悌守常、齐家为要的治家思想,族事则灌输睦亲治家、教子立身的立族思想,国事乃倡导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的爱国行动。笔者期望通过史料的支撑来尽量真实、清晰地再现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的历史原貌。第五章则是从五个方面对民国时期鄂东宗族法的历史作用作思辩性的评价,包括其对地方社会的积极作用:维持宗族的生存与发展,稳定社会局势;补充国法,成为了民国政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宣传传统美德,美化社会风气;但同时其弊端也显露无疑:浓郁的安土重迁乡土意识阻碍了社会流动与发展;家族排外意识的积淀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力求给予其最中肯的评价。综观民国时期鄂东地区的宗族法,其在宗族势力衰微的历史大气候之下,仍然在式微中随着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显露出不同与以往的时代特色,种种更生之景象皆体现于其订立、颁布、修改以及执行的过程之中,在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既有补充国法、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面,但同时也对社会长久和谐造成隐忧,再加上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宗族法及其载体一宗族似乎成了一个欲说还休的“谜”,农民、农村社会以及国家都已经而且仍在发生持续性的变动,既有的宗族研究成果或社会理论似乎还不能清晰地预示宗族法的未来,因此,要弄清宗族法的真相,必须具备一种历史学的视野,采取人类学扎根田野的做法,往返于文献与田野之间,这也是笔者将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