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在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但当审视社会语言学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不难发现它们更多地是基于对城市的调查和研究而取得的，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形态之一的农村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然而，农村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最主要的一个语言活动场所，无论就其社会形态还是所用的语言而言，都有其特色的一面，社会语言学若要成为一个更为成熟的学科，就不能忽略对农村的调查和研究。而且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至今仍生活在农村，因此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更不能避开农村，尤其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随着农村人口比例的递减，随着一个又一个村落的“终结”，对于农村的研究不仅显得必要，更显得迫切。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才决定要对中国的农村进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受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启发，选择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傅村，借以考察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然而，村子本身是固定的，但生活在村子里的人却是流动的，这就使得研究首先就遭遇到这样一个切实的问题: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究竟哪些人才是所要调查、研究的对象？根据社会语言学关于言语社区、社会学关于社区的相关研究，将言语社区界定为“由一定数量并使用同一种语言变体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并进而对所有傅村人，尤其对傅村中那些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农民工的社区身份做出界定，最终将那些母语即为“无为方言”并且与傅村仍保持密切联系的傅村人确定为傅村言语社区的成员，而由这批人构成的傅村言语社区便是调查利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学研究中，对一个言语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无外乎方言学的方法和社会语言学的方法。相对于社会语言学，方言学由于受到语言同质论的影响，在被试的选择和语料的收集方面都略显简单。但就在傅村言语社区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来看，传统的方言学方法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语料的自然性和代表性，并不能了解一个言语社区的真实面貌，而这正是为什么“舍简就繁”地选择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认识傅村言语社区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两种方法亦非绝然的对立，而是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方言学若能有幸选择到一个“单方言人”，那么就能方便快捷地了解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　　在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要以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探讨傅村言语社区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社会语言学往往从语言变异的年龄分布入手来捕捉正在发生的语言变化，并且努力从语言系统自身以及语言所在的社会方面来探寻语言变化的机制。为此，对傅村父亲称谓存在的变异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原本几乎无人使用的“爸爸”正有取代“大大”和“阿爷”的趋势，而引发这一变化的社会动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傅村社会流动的日益活跃，当然父亲称谓自身所具有的“亲子传承”和“使用一贯”的特点也自始至终地发挥着影响。　　此外，还考察了普通话之于傅村方言的影响。通过一番调查，发现无论在情感还是在理智上，傅村人都更倾向于普通话，并且与普通话之间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接触，然而，就傅村方言系统中较具地方特色的语音特点（平翘分混、有鼻化韵和入声调）的调查来看，傅村方言并未出现向普通话迅速并大规模靠拢的迹象。根据在傅村所调查到的一些事实，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普通话无可争议的强势地位:傅村人一方面认为它“更好听”“更有用”，因而“想说”，但另一方面又将普通话视为有身份、有地位的标志，若对同村人使用这样的语言，对方将难以接受并很有可能受到排斥甚至指责，因而又“不敢说”。虽然这种“想说又不敢说”的矛盾心理延缓了傅村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步伐，但随着普通话在全社会影响的持续扩大，随着傅村人与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傅村方言最终为普通话所取代亦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