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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十余年,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各不相同。部分国家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复苏,但更多的国家却仍然在低谷中徘徊。在这些国家,由于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已无法充分达到预期的效果,货币当局不得不提出更加激进的刺激方案。与常规利率的货币政策不同,零利率与负利率的货币政策突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具有特殊与复杂的传导机理,传导效果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研究利率在不同阶段的传导机理和传导效果,不仅可以完善利率传导渠道的理论框架,充分定位危机中的超低利率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效果,更为我国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本文首先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在常规利率阶段和非常规利率阶段时期,利率变化对企业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的影响;然后基于欧元区和日本的宏观经济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等技术方法,分阶段检验常规利率、零利率与负利率时期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并通过比较分析欧元区和日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探究非常规利率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异同。结果显示:当利率逼近零值时,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产出与利率的关联度较小;在负利率前提下,如果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收益为负,降低利率非但不会促进企业增加实体经济项目的投资,反而可能导致“脱实向虚”形成金融风险。对比两大主体,在正利率时期,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产出能产生较为有效的促进效果,而日本的政策传导效果则相对较差,其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企业对利率变化的低敏感性。零利率时期,传统的基于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在两个地区均会失效。进入负利率时期,两个地区下调利率均使得经济的震荡频率加大,进一步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货币政策还需与其他宏观政策相结合,提升实体经济项目的回报率,从而引导企业增加投资,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建立宏观经济模型,求解不同利率背景下的企业收益最大化,并研究利率的变化对企业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的影响;第二,基于欧元区和日本的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分阶段检验与对比了不同利率时期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第三,探讨超低利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本文使用的利率为货币当局的操作利率,虽能直接反映央行的调控手段,但与企业投资产出的相关性低于贷款利率,后续可进一步拓展。
本文首先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析在常规利率阶段和非常规利率阶段时期,利率变化对企业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的影响;然后基于欧元区和日本的宏观经济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等技术方法,分阶段检验常规利率、零利率与负利率时期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并通过比较分析欧元区和日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探究非常规利率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异同。结果显示:当利率逼近零值时,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产出与利率的关联度较小;在负利率前提下,如果企业投资实体经济项目的收益为负,降低利率非但不会促进企业增加实体经济项目的投资,反而可能导致“脱实向虚”形成金融风险。对比两大主体,在正利率时期,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产出能产生较为有效的促进效果,而日本的政策传导效果则相对较差,其原因可能在于日本企业对利率变化的低敏感性。零利率时期,传统的基于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在两个地区均会失效。进入负利率时期,两个地区下调利率均使得经济的震荡频率加大,进一步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货币政策还需与其他宏观政策相结合,提升实体经济项目的回报率,从而引导企业增加投资,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建立宏观经济模型,求解不同利率背景下的企业收益最大化,并研究利率的变化对企业行为选择与实体经济的影响;第二,基于欧元区和日本的数据,使用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分阶段检验与对比了不同利率时期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第三,探讨超低利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本文使用的利率为货币当局的操作利率,虽能直接反映央行的调控手段,但与企业投资产出的相关性低于贷款利率,后续可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