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分析以德宗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包括唐德宗、权德舆、武元衡、包佶等人。贞元时，宫廷唱和活动频繁，德宗亲自带头营造了一个繁荣的文化景观。台阁诗人的诗歌活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节庆宴飨时君臣之间的唱和，一部分是大臣们私下的创作交流。德宗以“诗教”为目的进行创作，但他的诗教是单纯的“上教化下”而故意删除了传统诗教的其他内容。在朝廷上，为了应和德宗的喜好，大臣们朝堂上的作品，大量复制着德宗简单、平庸的风格，附加上谄媚的表情，根本无足观。但朝堂上频繁的诗歌活动带动了大臣们诗歌创作的热情，贞元时期，大臣之间的诗歌往来比较频繁，如武元衡等还锤炼出了自己的风格，有了比较优秀的诗作。这些诗作为元和的新变做好了准备。 第二章考察的是贞元时期的举子群落，主要看他们在事业起步阶段的诸种心态。通过对他们干谒对象和诗文的分析归纳出举子干谒的四种风格，并且认为风格的差异，和举子们的出身、性格有关，也和各自的经济状况相连。通过对贞元二十年间主考官品行以及具体省试诗的分析比较，认为贞元年间知贡举者基本都是品行端方的大臣，加之制度等的制约，所以，仅就所省试诗一项看，贞元科举考试的录取并非如笔记小说中所写的那样随便，还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所录取举子的省试诗质量都比较高，状元诗尤其是同批作品中最优秀的。 第三章研究的是京城的古文家们。认为陆贽的奏议，是实用功能与文章之美的结合，杜佑的文章学意义在于对历史文体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创辟了史书第四体：政书体通史。梁肃继承第一代古文家的衣钵，将清峻的佛学思索注入热切的济世激情而成为了连接前后期古文运动的桥梁。尽管上述三家各有特色、各有文学史意义的创造，但是，作为文章，都有所欠缺。直到第三代古文家出现，唐代文章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文章不再中庸、中和而是充溢着压抑、忧愤、激扬之气。在文章的形式上，也作出了许多的探索。总之，新一代的古文家无论在观念还是具体的作品中，都显出全新的面貌。 第四个群落是面向市井的文士群落。这些人官不高位不显，已经消磨了(或暂时未萌生)强烈的功名心。他们远离科场竞争、官场倾轧，他们注意(或体会)到了贞元年间的浓郁的市井气息。他们对市井进行观察、批评，无意间也浸染了许多的市井的思想和观念。他们以不同于诗歌散文的文体进行创作，使得传奇小说在贞元繁盛。通过这些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贞元，已经有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将崛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分别考察完四个文学群落后，文章对贞元的士风进行综合考察。历代研究者均认为中唐士人浮荡无操持，陈寅恪认为这主要表现为重辞赋、尚才华而轻视礼法和经学，认为这主要和进士出身庶族有关。侯外庐亦持此论。而本文通过对贞元士人言行等的分析考察，认为“荡”并不表现在士人的没有道德准则上而主要是体现在他们对权贵的蔑视、他们的特立独行精神和对国家的忧患等。在个人行为上，他们是严守道德规范的。又通过对京城的一些文化热点问题，如“京城贵游尚牡丹”等的深入挖掘，揭示贞元士人所特有的“雅趣”。这“雅趣”是贞元文学文人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将士人和其他阶层人们区别开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