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漫画、动画、游戏三者组成的ACG产业已成为了当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ACG产业发达,产品在全世界有着极大影响力,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由于其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独特运用,实现了“文化输出”,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有效提升了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符号”是标签化的系统,意义存在于这个系统之中,人类通过符号构建起的桥梁认知世界,并在对世界的逐渐认知中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化。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了高度符号化的社会,符号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通过对“符号”及“文化符号”的意义作出解释,以卡西尔“文化符号论”为理论基础,结合马林诺夫斯基及牟钟鉴提出的中华文化分类法,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分为礼俗文化符号、学术文化符号、宗教文化符号、科技文化符号、器物文化符号五种类别。借鉴罗兰巴特分析日本文化的方式,提炼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符号,进行详细分析与解读,试图清晰直观地展示“传统文化符号”的构成与内涵。然而符号并不存在固定的意义,由于能指和所指间传递的不确定性,符号的意义始终处在“流变”状态之中。正因为符号的这一特性,它们才有了足够广阔的空间被重新认识和开发。也就使得现代ACG产品能够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意义重塑,为它们赋予新的意义和现代价值,成为本文研究成立的前提。ACG产品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载体,在题材、表现手法、场景配乐方面都使用到大量的传统文化符号,这是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符号运用方面的共同特征。但在运用手法和运用目的方面,中日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日本ACG产品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展现其文化中的“物哀”美学、自然主义思想、细腻情感和教育意义,并擅长将外来符号与本土符号相融合。中国ACG产品则使用传统文化符号体现“意境”审美、展示民族艺术、进行世界观建构。通过对比中日两国对传统文化符号的使用差异,本文得出结论:日本ACG产品对传统文化符号的使用属于“融合性”使用,而中国则是“集成性”使用;日本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符号的解构与重建,而中国相对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日本对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是“全龄化”的,中国则存在“低幼化”倾向。日本在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意义挖掘与开发方面已有了一套成熟的运作体系,而中国由于缺乏经验、缺乏意识等原因,在这方面仍然存在欠缺。ACG产品在传统文化符号意义传承方面起着其他方式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要使传统文化符号能够适应当代要求,必须在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反思性运用的基础上,传承其传统意义的同时,重建其现代意义。在最后部分,本文尝试提出了通过产业链开发的方式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充分运用,最大化其价值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