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是地方政府在制度激励和约束下对于承担政府债务风险所持有的基本态度,它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及其债务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政绩考核机制和政府债务监管制度等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配置出现失衡,并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产生强激励和软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出现过度举债的风险偏好,这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及其风险不断攀升的内因。目前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展开,对其在制度变迁条件下的演化规律鲜有涉猎。综合现有文献的制度分析框架和博弈分析框架,从动态演化视角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根据萨缪尔森等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政府债务理论可知,政府举债投资行为兼具正效应和负效应,中央政府需要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以实现举债收益与债务风险的动态均衡。运用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框架对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相关制度的变迁及举债行为的演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当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偏离中央政府的预期目标,中央政府将推动制度变迁以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及约束条件,使其风险偏好处于演化状态并呈现出主观性、非理性和可变性。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多重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结构,双方的激励相容条件难以达成,中央政府必然存在持续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换言之,制度变迁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制度变迁决定了风险偏好的演化机制和演化路径。这一机理可以运用制度与博弈分析框架进行阐述:首先假定制度是给定的,建立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债务风险偏好在比较静态下的生成机制,进而应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机制和演化路径。首先考虑制度给定的情形,此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金融机构的博弈规则是恒定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偏好由三方的博弈均衡共同决定。本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双群体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金融机构三方博弈的纳什均衡条件,解释了地方政府不同债务风险偏好状态的生成机制,并运用无名氏定理,推导出债务风险喜好状态的抑制条件:即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博弈中同时选择严酷策略,且双方的贴现因子同时满足临界值。如果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将会出现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金融机构竞相放贷的经济现象。进一步将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拓展至制度变迁、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等更符合客观现实的情形,当中央政府观测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博弈均衡偏离其预期,且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中央政府将调整制度以改变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继而形成新的博弈均衡。本研究引入泽尔腾的多群体复制者动态微分方程,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双群体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并求解出模型在不同制度参数下的五个均衡点,同时引入弗里德曼的局部稳定性雅克比判别矩阵和计算机仿真模拟程序对这些均衡点的稳定性进行了判别,推导出债务风险偏好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而得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路径。研究发现:随着制度的变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经历了从风险厌恶到风险喜好的演化过程,而自2011年中央政府严厉监管地方债以后,风险偏好出现了向风险厌恶方向演化的趋势。在演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群体演化稳定策略均是单元的,局部的多元策略组合不具有稳定性,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地方债的扩张或收缩过程中存在双向“羊群效应”。最后,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为例对以上研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了 2005年至2014年间该政府举债行为的经济背景、发展阶段以及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政府的债务风险偏好在制度变迁条件下处于演化状态,期间经历了风险喜好的催生强化与抑制扭转两个阶段。这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规律具有客观现实性。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的最终结论如下:首先,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偏好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金融机构混合博弈的结果。抑制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风险喜好可以通过增加博弈次数和信息供给来实现,比如强化对政府过度举债的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府债务信息公开以及延长政府官员考核周期等。其次,在制度变迁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具有非理性特征,在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作用下处于反复调整的状态。再次,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在演化系统中均呈现为群体性的单元均衡而非个体性的多元均衡。这意味着中央政府需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预警机制,不断推动制度变革使其状态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本研究在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上均有所创新。首先,对现有研究中相互独立的制度分析框架与博弈分析框架进行了综合,将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融入到微观博弈模型中,解释了制度变迁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演化的内在机理;其次,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改变了现有研究静态视角的局限性,从动态演化视角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的演化规律,有助于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本质及其未来趋势;再次,借鉴演化经济理论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偏好演化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证明了最优制度安排的不稳定性,为中央政府继续推动债务监管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