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研究视翻译为语言转换，侧重于翻译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对照比较，目的在于以一些所谓的翻译标准对翻译文本作出价值判断，看其忠实与否。尽管这种研究在初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它最终把翻译研究引向了死胡同。一些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翻译中的绝对“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他们在文化研究的启发下逐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模式，即描述性翻译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多元系统理论和九十年代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描述性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是其所在社会环境的一种文化活动，该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翻译概念。这种描述性翻译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渐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主流。 在中国进行描述性翻译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人们通常把翻译理解为一种技能或技艺。因此，笔者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主要框架并在吸取其他描述性翻译理论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一项个案翻译研究，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翻译是一项受赞助商、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独有话语制约的文化活动。 本文研究的文本是老舍先生的杰作《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即一九四五年伊文·金的译本和一九八一年施晓菁的译本。首先，本文在宏观层面对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探讨了文化环境对译作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译文的重大改写。然后，又从微观层面上对两个译本进行了研究，以具体实例说明了文化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使其对同一文化信息作出了不同的处理。 对《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的描述性研究充分展示了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受赞助商、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独有话语的制约。同时，本文发现译本一旦产生，即成为译入语内独立于原文之文本，同时又有可能冲破译入语文化成为向它语文化(包括源语文化)施加影响之文本。此外，本文发现源语文本的版权所有者在翻译生产中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