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和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二者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结合,形成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这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思潮,并构成了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它批判西方文化将人与自然、理性／社会性与感性／自然性、男人与女人对立起来并区分优劣的等级二元论,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现代技术理性,认为在人与生态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两性关系上的男性中心主义是内在一致的,自然受到的掠夺、破坏与女性受到的压迫、奴役也是内在一致的,都以此为合理性、合法性基础。生态女性主义很快与文学结合,产生了以女性-母性原则、生态-生命原则为重要内涵的生态女性主义文论及文学批评。如果以这一精神内核为标志,那么早在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之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就存在了。狭义地说,自19世纪以来就有女性作家将女性精神与自然精神整合起来书写,20世纪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女作家的自然文学、环境文学更是形成一个创作潮流。广义地说,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精神内涵,是打破二元对立,寻求人与自然、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文化性的融合,珍视生命,倡导平等、包容、博爱、和谐的“母系价值观”和有机联系、共生共荣的生态智慧。这种精神内涵不仅存在于20世纪女性写作的生态主义作品,也广泛存在于20世纪作家(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其他类型的作品中,甚至存在于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学中。但是,即使狭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也是直到生态女性主义文论与文学批评产生,才得以命名并作为一个类型纳入研究视域；而广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可以扩容的。特别是建构中国本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更可以借鉴生态美学的经验而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目前,生态女性主义文论已是西方的一门显学,但在中国,这类研究还刚刚起步,存在着不够系统化、以欧美为依托而缺少本土发掘、研究对象限制在当代女性写作的“自然文学”而缺少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内涵的视域扩展等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精神内涵,是打破二元对立,寻求人与自然、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文化性的融合,珍视生命,倡导平等、包容、博爱、和谐的“母系价值观”和有机联系、共生共荣的生态智慧。这种精神内涵不仅存在于20世纪女性写作的生态主义作品,也广泛存在于20世纪作家(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其他类型的作品中,甚至存在于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学中。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可以扩容的。特别是建构中国本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生态主义资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生的生命伦理、“仁”的道德追求与“和”的价值取向,都是与生态女性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女性同自然、女性原则同生态原则的联系,一方面来自女性的生理-心理特点,女性作为孕育、抚养和守护生命的性别,比男性更多地体验着生命的自然性、平等性、互融性和整一性,也具有更加生态化的生存模式；另一方面来自社会文化的塑造,男性将女性在繁衍中的作用定位为“质料”、比喻为“土壤”,认为女性更少理性、社会性因为更接近动物与自然。后者对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形象“生态化”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一方面,男性中心主义文学传统中也可以发掘出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资源,如拒绝婚姻的自由处女、以自然性情挑战父权制的恋人、以母性原则化解父性原则的母亲等,她们给男性社会带去了自然、自由、平等、和谐等生态化特质；另一方面,这种生态化特质的介入又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限制,处女维护自由必须以放弃做母亲为代价,“爱情同盟”中女性通常也是附属方,而母亲只有内置于父权制统治秩序中并在不同程度上遵从其统治原则,才能更多地发挥作用。在当代文化中,父权制统治所倡导的等级、统治、优胜、理性／逻各斯中心、西方中心、人类中心、男性中心等价值观衰落了,整个文化着回归自然、爱护生命、重视自然情感、倡导爱与宽容等女性化、生态化价值观认同。这种观念相对于仍然严重的生态危机及仍然未被放弃的现代“工具理性”来说,具有超前性。因此,当代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作为整体的当代文化、当代文学也开始表现出某种生态化特质。这种生态化特质首先表现在当代文学的“自然性”,自然被“返魅”、重新获得灵性,那种将自然视为资源与获利工具的观念受到了批判；物种间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遵从自然规律与保持自然节制等生态主义的核心信念也渗入当代文学中。其次是人的自然性／感性与社会性／理性的关系得到了重整。20世纪哲学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及对非理性因素的推重并行,使20世纪文学也呈现出重视潜意识、梦境、欲望、情绪情感、内心冲突等非理性因素的旨趣。另外,生命意识、生态平等性、生态整体性等生态化、母性化价值观也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彰显,甚至在一些文化群体中已成为文学旨趣合理性的基础。目前,这种倾向在西方文学中比在中国文学中表现更为突出,但不能否认,这与中国的文化基因相一致,因此,中国文学有可能发展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