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是《红楼梦》的一项伟大艺术成就;在红学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重头戏,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在相关翻译研究中却是薄弱环节,研究数量较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少。本论文采用Langacker的认知识解理论,从详略度、辖域、视角与突显四个维度对霍克思译本前80回中对林黛玉、薛宝钗、贾探春和王熙凤的相关描写在微观层面进行了详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四位女性人物各自在译本中的形象变化以及变化的共同特点,并且运用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诠释学、操纵学派等翻译理论探讨了人物形象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霍克思译本中语言的偏离,论文发现译作中四位女性人物的形象均有较大变化。黛玉的悲剧性大为下降。原著中黛玉是典型的悲剧形象。她体弱多病,多愁善感;她与宝玉朦胧纯真的爱情最终未能如愿;贯穿全书的还泪神话以及围绕她设置的一系列悲剧意象更增添了浓重的悲剧氛围。霍译在外貌描写上突显的是其优美而非病弱,而她的言语行为均较原著激烈,使其柔弱的形象被削弱;在宝黛爱情描写中,霍译增加了大量解释,导致原文朦胧的爱情描写变得直接,她对宝玉的深情也被淡化;而且霍译忽略了还泪神话在全书的照应,又因中英文化背景的差异,大量悲剧意象在霍译中无法再现,黛玉整体形象的悲剧性也随之降低。宝钗由“冷”变“热”。原著中,宝钗是淑女典范。她思想言行均循规蹈矩;待人接物中规中矩,态度温和但保持距离;同时书中围绕她有意设置了许多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共同构建了其“冷美人”形象。霍译中,她虽然思想更显得正统,行为却有了一份随意与率性;她待人的分寸掌握欠佳,有时更严厉有时又太亲热,未能再现她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距离的冷冰冰的形象;加上一些突显其“冷”的文化意象在译本中无法再现,其“冷美人”形象在霍译中被消解。探春更加敏感精明。原著中,探春因明敏精干而被赞为“敏”。她精明能干;虽然对生母赵姨娘也有尖刻的言辞,但本质上是大家闺秀,温和文雅,平时对赵姨娘也按礼尊重。霍译中,她作为管理者的精明威严被进一步突显;对赵姨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敏感尖刻;而她高雅、守礼的闺秀特质却被弱化,她由闺秀中的政治家蜕变为完完全全的精明管理者。熙凤更辣更鲜活。原著中,王熙凤性格中最为突显的特征便是“辣”。她当家理事周到老辣;在贾瑞、尤二姐事件表现得虚伪毒辣;尽管为人圆滑,也不敢越礼,其言行却有着贵族妇女少有的泼辣。霍译中,凤姐变得更精明强干;她对贾瑞、尤二姐更虚伪,因此更反衬出她的毒辣;她更能说会道,更圆滑,也更泼辣凶悍;同时,她说笑的方式也更丰富多彩。整体上,霍译中的凤姐个性更强烈,形象更鲜明。霍译中四位女性变化虽各不相同,但大的方向却基本一致,即均指向闺秀特征的弱化与个人能力与个性特质的强化。原著中,无论是标准淑女宝钗还是有点小性儿的黛玉,也无论是对生母比较尖刻的探春还是个性最张扬的“凤辣子”,本质上都是礼教熏陶出来的大家闺秀,而霍译中她们的守礼言行均有被忽略的趋向,而她们与当时闺秀要求不甚相符的一些特质,如黛玉的聪慧、探春的精明、熙凤的能干与泼辣等,在霍译中均被进一步突显。霍译中女性人物形象之所以会发生以上形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文学文本的开放性为译者在译文中重塑人物形象提供了空间。《红楼梦》文本中空白与未定点特别多,模糊的语言表达与难以复制的文学意境客观上为多种诠释提供了可能性。其次,中西文化差异使译者无法在译文中还原原著中的人物形象。而中英语言的差异使书中采用的一些汉语的独特表现形式无法再现,文化的差异则造成了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流失,它们均导致了人物形变。再次,译者的思想观念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译文中人物形象的改写和重塑。曹雪芹与霍克思时代不同的社会观念通过作者与译者分别影响了原著与译著。霍克思以平等的等级观改写中国传统家庭的森严等级观念,使四位女性人物与人相处时表现出更多的平等倾向;他还以平等的女性观改造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形象,霍译中女性都不自觉地染上了现代女性的影子。研究表明,从认知识解的角度察看翻译文本,能帮助我们见微知著,从细微的差别中品味出人物形象变化的趋向,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看出译者对作品人物的态度。经典文学作品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变化难以避免,我们既要坦然接受翻译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形,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文化融合,从而缩小翻译中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