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三个世纪,很多哲学家、思想家都站到了反我思、反主体、反理性的立场上，他们或者从思辨的角度,或者用经验的方法指责人类学的狂妄、理性的霸权,但只有福柯走得更远。他走出了宏大叙事的藩篱,走到了具体经验的边缘,走进了“他者”的领域。在那些声名狼藉者的生活中,在那些记录声名狼藉者的文字中,福柯看到了他们与权力的短暂碰触,看到了处心积虑编织的权力关系,以及在这些权力的策略中日常生活如何被纳入权力话语体系。这样福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在权力、话语和日常生活之间形成的完全不同的关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综述福柯基本的哲学立场,即对理性至上和人本主义的批判,福柯独特的社会关注(包括对疯癫者、流浪者、罪犯、性倒错者的关注,以及他们与权力的交锋),以及福柯独特的考古学研究方法。既对福柯有一个整体把握,又为后面的论述做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围绕着疯癫这个声名狼藉的形象的变迁展开。将疯癫作为一个与理性相对的独特视角,描述西方文化中理性与疯癫分别的命运。根据福柯《疯癫与文明》中疯人的位置的变迁、理性观念对疯癫的界定以及理性世界通过道德对疯癫的驯化,揭示疯人院的实质是一个理性通过道德实施统治的场所。　　第三部分从福柯在多伦多大学法律与精神病学的演讲“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体’概念的演变”出发,探讨精神病学如何在19世纪介入法律领域,法官与精神病学家之间进行怎样的权力博弈,法律与医学这两种机制怎样共同将“危险的个体”确立为首要的惩罚对象,以及福柯对于随着适宜惩罚危险的个体的法律体系的建立,个体的“人性”将越来越被置于一个紧密的规训空间的担忧。　　第四部分总结前面精神病院里医生和病人的话语,司法体系里法官、医生、律师与罪犯的话语实践,探讨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找出一种官方话语与个体话语(民间话语、边缘话语)的交错、对立。然后引入福柯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即话语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揭示福柯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认识。　　福柯所致力做的就是扫去积落在历史档案上的层层灰尘或者揭去理性专家为其精心编制的完美装饰,向人们呈现某些体制运作机制的真相,以便使人们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