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主要探讨后冷战时代美国小说中的“美国性”问题。通过解读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四部家世传奇小说(分别为约翰·厄普代克的《圣洁百合》、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和杰弗瑞·尤金尼德的《中性》),特别是其中对“美国性”危机的质询和对“美国性”本质的探究,论文旨在分析美国在世纪之交进行的自我反思和对“美国性”的价值重申,并由此表明小说在此过程中的参与角色。纵观美国历史,不乏大量思想著作和文学作品致力于探究美国的民族特性和美国人的独特性格,“美国性”概念也因此得到了不断的审视和重构。通过本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融合了多元族裔的“亚当式”国家,对“美国性”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美国性”概念不是对美国民族与个人性格特点的教条式罗列,而是浓缩在一系列的共识之中,而这些共识本身是诸多因素相互协商与调和的结果：比如,协调了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共识,协调了族裔多元性和民族统一性的共识,协调了传统价值观弘扬和顺应社会文化现状的共识,协调了美国理想和现实实践的共识。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世纪之交的时候,随着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他者”,再加上9·11给予美国必胜论致命的一击,“美国性”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甚至深陷危机,为此,美国学界不免忧心忡忡。例如,美国由于过分强调族裔特质性使民族统一性受到威胁,进而引发了学界有关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美国“神圣—世俗”共识的失衡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价值观的式微引发了学界有关“文化战争”的担忧；美国勾勒的美好蓝图与残酷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民族和个人的前途甚为堪忧。身处世纪之交、特别是横跨冷战结束和9·11噩梦的十余年,后冷战时代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可谓美国历史回望和自我反省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美国作家和思想家纷纷投身有关“美国性”的大讨论,不仅质询“美国性”的内在问题以及探究“美国性”的本质内涵,更进一步重申了“美国性”概念对当代美国的重大意义。文学并非被动地反映历史、社会和文化,而是积极地参与对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话语乃至现实世界的建构之中。就此意义而言,解读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再次文本化,这对探究社会问题以及寻求可能的解决出路很有价值。因此,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包括作者本人、社会评论家和思想家的著作等)结合一体的“对话式”解读不仅有助于全面地理解文学作品,同时可以更为深入地阐释现实世界。本篇论文即采用“对话式”的解读模式,将四部后冷战时代美国家世传奇小说和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相关著作进行互文分析,旨在揭秘小说如何将国家历史演绎成为虚构的家族传奇,同时力图阐述美国作家和思想家对美国民族精神和个人品性的关注与探讨,以及他们在世纪之交针对“美国性”危机所提出的应对建议。具体而言,约翰·厄普代克的《圣洁百合》(1996)通过讲述一家四代人近一个世纪的兴衰故事,着力刻画了美国信仰的演变轨迹,同时批判了美国特有的“神圣信念—世俗活动”共识在20世纪受到的种种打击。小说中,“美国性”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美国信仰,而从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一种普遍的共识,即美国人的世俗活动总会被冠以某种神圣意义,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对新教教义的笃信、对民族理想的执着、对美国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宗教”的崇拜等。然而,在20世纪,这种“神圣—世俗”的共识遭遇了诸如新教的式微、道德约束的匮乏和对异教的狂热崇拜等失衡的危机。小说通过讲述每代人物表现出的不尽相同的“美国性”及其遭遇的危机,描绘了“美国性”概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凸显了坚守美国信仰的重要性,以文学虚构的方式演绎了20世纪末美国学界对“文化战争”言论的争议焦点。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1997)着力刻画了族裔美国人的“美国性”问题,再现了美国学界在后冷战时代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忧虑和争议。小说聚焦一个犹太裔美国家庭在20世纪60年代的悲剧故事,针对族裔美国人对“美国性”理解的偏差发起了质询,无论是将“美国性”等同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身份、抑或是过分宣扬族裔异质性而忽略民族统一性,都打破了“族裔—美国人”两种身份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提出族裔美国人应以一种融合的态度看待“美国性”,即立足于美国族裔多元性与民族统一性的协商与调和,而非对抗与偏颇。小说再现了美国历史上对待族裔问题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例如大熔炉思想、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张、以及当下提出的“后族裔”视角,参与到美国针对“多元文化与民族统一”议题的历史争论之中。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2001)通过演绎美国人对“自我”认知的变迁轨迹,再现了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因失去“他者”而加剧的“自我”危机。小说通过刻画一个美国中产家庭自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纷争故事,讲述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在20世纪下半叶逐渐式微的形态。随着享乐主义的风行和全球化的发展,老一辈人以新教伦理和边疆理想为核心的“美国性”面临着瓦解的困境,而新一代青年人的“美国自我”也因当代美国的自恋文化、反主流文化情绪和身份政治遭受挑战。然而,小说在批判“美国性”的问题和危机之后,透露出对其“纠正”的可能思路,彰显出当代美国在社会和文化氛围变迁的过程中,传承美国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意义。从更广泛的意义而言,小说呈现出的对“美国理念”的颂扬顺应了美国学界在后冷战时代的保守倾向,即主张通过重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核心的“美国信条”定位并凸显美国“自我”。杰弗瑞·尤金尼德斯的《中性》(2002)可以看作是对9·11灾难的文学回应,主要探究了“美国性”概念中的必胜主义及其问题。小说通过描绘一个三代希腊裔美国家庭自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移民故事,展现了美国理想中“自我重生”的乐观主义与现实中自我实现的差距。小说不仅完成了对美国必胜主义的讽喻寓言,同时采取了杂糅叙述者和编年史体元小说叙事模式,旨在将历史再现同当下反思结为一体,流露出在后9·11时代对杂糅美国性的推崇。面对9·11灾难对美国民族尊严和未来蓝图的打击,小说批判了必胜主义“美国性”的种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批判的同时,小说着力凸显了美国理想对捍卫民族尊严和保持个人活力的重要价值。美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对“自我”的持续关注,对美国民族性格和个人品性的不懈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先后经历了冷战结束和9·11恐怖袭击两大重要历史事件,美国作家和思想家也由此展开了对“美国性”概念的探究、质询及其价值重申。本篇论文通过对四部文学文本和大量非文学著作的对话式解读,在融合美国学界的历史争议和后冷战时代讨论的基础上,阐释了“美国性”的内涵和意义。面对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巨大变化,“美国性”意味着族裔特质性和民族统一性的协商与融合,意味着美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的传承与弘扬。作为一个善于“自省”的民族,美国从未停止对“美国性”的审视和重构,而作为建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话语的参与者,后冷战时代美国小说以戏剧化的虚构方式呈现了对“美国自我”的反思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