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过度追求GDP规模扩张,依靠诸如资本、劳动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带来了能源短缺、环境污染、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等一系列问题,要素扩张带动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主线,由主要依靠大量要素投入和扩张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从业人员能力提升等方面转变,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考虑了资本、能源和劳动等传统投入要素,又把环境要素和经济发展成果纳入到测算框架中,能够有效衡量我国绿色发展质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特征,必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方法,确定本文采取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研究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文献,发现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强度和作用方式没有形成统一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重新界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根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原理,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出发,并结合绿色金融效应,分析金融发展对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分析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治理投资、R&D投资等路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后,本文先后通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门槛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的环境压力和经济效益之间较为和谐,而西部地区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之间存在突出矛盾,但是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且纯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长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运用面板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双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门槛特征,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越能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R&D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显著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门槛特征,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基数效应增强,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的环境治理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治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且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的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还未有效起到促进当地及邻边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合理扩张金融规模,优化金融结构,并显著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提升本地及邻近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效应未带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需进一步扩大绿色金融规模,以实现长期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并结合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现状,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该论文有图14幅,表29个,参考文献88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