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索罗-斯旺模式到当代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学家以理论与史实越来越清晰地论证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技术进步，至此，技术进步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引人入胜而又复杂的课题。与经济理论突破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围绕“东亚奇迹”的争议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东亚模式的反思浪潮，激发了学术界对东亚地区科技进步之作用评价与技术创新机制的广泛研究。作为东南亚国家技术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依托跨国公司的创新模式与早期台湾、韩国外部化技术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而内部化技术学习模式也是经济全球化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技术发展策略，因此，对马来西亚技术学习与技术进步的全面解析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国家创新体系为理论框架，结合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理论的演进观点，从跨国公司、本土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和科技行政体系四个环节剖析马来西亚技术发展与经济实绩、创新制度演变的关系，从制度演化的角度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马来西亚创新系统四个主要环节里各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试图突破传统上仅从研发角度或技术政策出发的线性分析思路。论文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几年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马来西亚创新体系借助跨国公司和出口导向战略，成功地利用马来西亚低成本竞争优势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进入多元化的国际生产和技术网络，为其技术深化赢得了机遇，但受限于创新体系内各种制度性失效问题，马来西亚总体技术能力发展与其工业化发展速度并不同步。马来西亚的案例表明现行国际产业分工框架内后发国家工业化起飞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