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了城乡意识与1930年代文学的相关性问题。在本文的论述中,城乡意识被界定对极为客观的乡村与城市变动所产生的人脑反映,即是对当时乡村与城市物象的绝对主观映像以及对乡村与城市的变动所产生的能动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在30年代文学语境中的反映则被表述得极为突出、活跃。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并分为四章展开：第一章主要以文学现场为中心,讨论了30年代城乡变动下的文学现场。由于当时城乡逐渐分离、剧烈变动所产生的异质性的城乡意识,给予了30年代文学发展的新动力。它一方面促使了知识群体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身体力行,进而成为民国期间一项非常兴盛的事业,但由于不彻底的改良而遭到失败；另一方面都市文化在30年代的日益凸显,反而正面强化了乡土意识及乡土文学,造成了新文学中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这两大文学类型的互质对立。第二章主要以文学空间为中心,讨论了城乡意识与文学空间的变迁问题。由于城市政权的迁徙伴随着新的文学空间的逐渐确立。加之在近代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北京成为保留了传统乡土文化的中心,并且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成为矛盾冲突集中的场所；而上海作为新的文学中心,则在消费主义、货币主义及商品化的控制下,出现了为更为理智、精细、效率化的城市意识,进而渗透在整个都市的精神生活中。此外,在城乡结合部,由于生活方式及价值信仰等方面的冲突,也成为文学中城乡对比表现力最为饱和的地方。第三章主要以文学主体为中心,讨论城乡意识对文学主体影响的问题。城乡意识对30年代不同文学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对于乡土文化及城市文化的亲疏关系造成了京派与海派创作群体主体意识的归认,另一方面城乡流动的非静止状态也塑造了城乡流动的叙述主体类型,相对于四十年代及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叙述主体而言,其不对等的流动性更强。同时在综合创作主体及叙述主体对于城乡的情绪、态度、观念,则可以探讨其中呈现乡村—都市的双向情感结构。第四章主要以文学审美价值为中心,讨论了城乡意识对30年代文学审美价值的建构问题。30年代暂时出现了互质的乡村—都市文学审美体系,使其获得了与先前单质的乡村文学审美体系不同的审美经验。但是城市文学主体的建构并不完整,城市文学在短暂时期内所汲取的文学审美经验也并不稳固。于是在民族革命爆发之后,城市具象的坍塌,也造成了城市文学审美经验的短暂消泯。乡村与城市依赖于政治话语赋予其更深的文学蕴义。因此在革命意象的开启上,导致两者在革命与非革命意义上分野,也使得30年代文学对两者表现上都受到类型化的整饬。在上述章节的讨论中,可以比较清楚地得出：在城乡意识观照下,30年代乡村-都市的文学审美体系原本是能够在较为完满地存续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可取之处中发展。但是城市文学主体的建构不健全,其获得的审美经验来自外域,而没有坚固的社会基础。抗战的爆发导致的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直接截断了城市审美经验发展的进程,使得大部分作家也都停止了个体精神的彰武。在融入大部分集体无意识的创作之后,传统乡土文学审美体系实质上就进一步牢牢控制了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