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亚太地区的秩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考察冷战后亚太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国在不同时期地区制度建设中的考虑和行为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亚太的地区制度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有何特点?亚太地区制度变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博弈有何特点,如何对地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产生影响?同样的制度为何在不同时期内取得的进展截然不同,在相同的时期为何不同的制度取得的进展不一样?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主要大国的在制度构建中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地区体系内的能力分配和地区制度的收益。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两个变量来描绘大国博弈如何影响亚太地区制度的变迁。能力分配即地区体系内国家面临的结构压力的大小,而制度收益则取决于国家对地区制度所能获得的利益的认知,最终大国影响制度的能力和意愿决定了其在制度博弈中的行为,从而促成了亚太地区制度的变迁。本文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从中美的视角考察了能力和收益的变化,认为中国经历了从融入、参与和部分主导地区制度的过程,而美国则分别经历了构建、忽视和亚太再平衡的过程。而每一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又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制度需求、制度博弈和制度维持三个过程。为了检验核心假设,运用比较方法和过程追踪方法详细考察了以下三个阶段案例：(1)九十年代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1991-2000年)；(2)反恐战争期间的东盟“10+3”机制和APEC(2001-2008年)；(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中国推出的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2009年至今)。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时期在地区内是单极格局,美国和其它国家力量悬殊,中美之间推动地区制度发展的意愿都较强,但是中国和东盟又不愿意完全被美国主导,因而博弈的结果是形成了以APEC和ARF为代表的弱约束制度。第二时期在地区内仍然是单极格局,美国提供地区制度的意愿下降,而中国提供地区制度的意愿上升,最终博弈的结果主导的APEC发展的停滞和中国试图推动的“10+3”机制的发展遭受挫折。第三时期由于中美实力对比接近,在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两极格局,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后提供制度的意愿上升,但是在地区制度供给中更加具有排他性和重视相对收益。中国实力相对上升后,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势来予以应对,因而博弈的结果是中美之间的制度均势。本文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两个变量解释地区制度变迁,借助于制度变迁理论将地区制度变迁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讨论,避免了关于各大流派之间的范式之争；其次,区分了国家在地区制度中的行为和结果,引入博弈论来解释作为行为的国家政策和作为结果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再次,在变量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为理解地区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总体而言,本文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揭示了在不同地区格局中,霸权国和新兴国的能力和对利益的权衡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这种变化对大国行为和博弈结果的影响,补充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地区制度变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