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都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变化,无论其深度、广度还是进展速度,都令人始料不及。在肯定改革带来的经济上的“中国奇迹”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20年改革作出历史的考察与解读。显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离不开对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史的准确把握。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经历了80年代与90年代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改革因为不同的政治任务而展现出不同的政治逻辑。有必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80年代即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作出仔细地梳理与考察。本研究选择以财政包干制下的地方政府作为切入口,对其政治后果也即特定时期改革战略的政治价值进行了考察。本研究中试图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是以怎样的分权方式迅速实现了对资源的动员与积累的?这一分权式改革的政治逻辑与政治价值是什么?本研究假定: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如果要避免革命的发生,就必须迅速提升政府能力,获得整体性效能。这时,可能会面临两种选择:以集权或者分权的方式积累、动员资源。陷入危机中的集权意味着或者是军管的发生(这是现代政权常见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战争的发动。陷入危机中的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能力的提升是以国家能力的提升为条件的,意味着国家的分权战略是积累、动员资源、有效实施以赢得统治合法性为归宿的。进而,这时的分权又是有限的,可控的。就此问题与假定论文分五章展开了对历史的考察与分析。第一章就财政包干制的缘起进行了结构与过程的历史追踪。考察发现,80年代发展起来的财政包干制缘起于此前一元的高度计划化、组织化的政治空间中,高度一元化的政治空间被分割成块状,地方政府复制了部分计划、组织化的经济管理权限。这种权力分割的结构特征为后来的改革成功提供了发展空间。资源动员是财政包干制启动的经济原因,激励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引擎与蓄水池是财政包干制启动的政治原因。财政包干制的形成以1985年为转折点。1985年后,已经有了显著提高的中央财政收入下滑,这是中央为全面发动改革让步的结果。到1988年,财政包干制已经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分权化色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行动自主权。分权化是与改革的全面深化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章对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引擎作用进行了历史的考证。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明确了中国需要通过从整个体制的变革中获得发展能力,获得整体性政府效能作为改革的目标。在“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下,在扩展中形成的财政包干制成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突破口,<WP=7>研究发现,恰当的动员体制的更新;适度的空间让渡与整理;政治领导人的胆略与战略是国家成功调动地方政府加入改革洪流的积极性的奥秘所在。而地方政府自主性发展责任加重、市场空间与竞争性环境的出现、地方领导者的角色发挥则是激励地方政府成为催生新体制的引擎的动力。地方政府的作用使国家的体制创新能力大大提高。80年代中国改革的全面展开是国家一元体制构建与地方政府多元体制探索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章考察的是地方政府的蓄水池作用。由于改革中不断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当社会震荡或者社会运动被纳入到相应的改革战略中,“蓄水池”出现,改革者(国家)需要从中支付改革成本,希望由此调节改革风险,由此积累改革所需资源。由此,80年代改革逻辑之不同于90年代,在于其探索性、积累性、复原性和承接性。地方政府作为改革的“蓄水池”表现在:国家以“让利”于社会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冲突、平息改革中不断出现的社会震荡与运动,国家又以“放权”于地方使地方政府有机会与空间创造新的空间、积累新的更多的资源,社会变革在“放权”与“让利”中发生。“放权让利”给予改革进程以缓冲的机会与时间,地方政府在国家的“放权让利”策略下以经济的发展,以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多样性的社会协调行为使改革在社会震荡中不断得到突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相关政策与机会发展出更大的国家权力可以活动的空间,这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为国家积累了资源,缓解了改革中的社会压力与震荡。地方政府的资源积累为国家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础,而国家为地方政府的资源积累提供行动空间。国家通过财政包干制给予地方政府的收益激励机制,这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和空间完成从中央政府那里不断承接到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的行动一方面推动了改革的全面展开,地方政府的上述行动也表现为另一种作用,这就是地方政府在发育、保护市场体系的成长时也会阻碍、影响市场空间的统一与扩展,第四章就此问题予以了考察。考察发现,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渐渐获得了较大的经济自主权,这是中央政府的让步与地方政府的努力争取有关,地方政府还以其自主性行动加速了市场体制改革方向的合法化过程。第五章作为一般性理论总结分为三个小问题展开,一是讨论国家在改革进程中的资源积累及其限度问题,研究认为,变革时代经济结构、新的经济要素的不断生成构成了国家资源汲取的结构性限度,同时,改革进程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也即政治机构结构的存在是国家资源汲取的第二个限度。但总体上,中央通过地方政府获得了对新生资源的掌握能力,80年代中央自有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