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社会性别模式的重塑过程。由于依赖于男性中心文化,官方对女性的期待仍以其“女性化"的生理功能为基础。并在生物学的生理差异观点的基石上建构女性的理想模式。《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成了政府宣传新的社会性别体系,实践理想模式,完成社会调整和控制的喉舌和载体,并凭借其优势地位取得了所有有关两性问题的最高解释权。政府将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婚姻建立在生物性的自然差异上,并通过法律和科学的权威使之唯一化合理化。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妇女》带着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塑造了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女性模式：在道德和行为上有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和道德洁净；以集体和社会的要求为指向选择终身伴侣,满足丈夫的需求,顺利生育,保证国家下一代的健康,在妨碍到为社会做贡献时,控制生育数量；始终将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放在最先——在私人领域为自己的丈夫服务；主动训练自己符合国家对女性的所有期待,成为社会性别体系的主要维护者和责任人。通过不断建立的二元选择机制,官方话语提供的女性模式和社会性别体系被《中国妇女》杂志解释为公众唯一可以参照的正确模板,政府也就因此建立起符合国家利益的标准化的性和性别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