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题是由于食品质量的信用品属性引起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所致，世界各国纷纷推行可追踪系统以增强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度，然而，我国现有的可追踪系统信息传递效率总体低下。本文从农产品供应链的角度，分析了农户、企业、消费者、政府、认证机构等主体的行为互动对可追踪系统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了食品安全可追踪系统信息达到社会最优供给的治理策略。 在对国内外追踪技术的特点和可追踪系统发展现状进行评述之后，作者认为我国当前可追踪系统的首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对可追踪系统有什么样需求的管理问题。追踪技术开发的空间比较少，更多则是调整可追踪系统相应的制度环境和运行模式，然后选择国外比较成熟的适合的追踪技术。 作者在对浙江、广东、湖北等地可追踪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开发系统的基础上，从供应链角度归纳了可追踪系统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可追踪系统缺乏追踪所需的身份信息、农户上传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测量、企业没有提供跟踪信息的积极性、信息单元的分裂与集合使得追踪变得非常复杂、消费者选取和理解信息困难等。对湖北省黄冈地区政府建立食品安全追踪制度现状的问卷调查表明，政府监管的局限性造成可追踪系统信息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 在本文第四章，作者利用博弈论、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三个工具，对可追踪系统实施背景下，供应链中相关主体行为的互动整合进行了理论模型建构，重点从实现追踪信息的市场价值、节约追踪信息的获取成本、节约追踪信息的传递成本三个方面推演出可追踪系统高效运作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包括政府提供“优质优价”的制度环境、认证机构提供有效的食品质量信号、企业和农户建立长期的契约关系、利用供应链主体的重复博弈建立信誉机制、在供应链中采取层级监管等等。接着，作者分别对深圳嘉农公司、泰国Swift公司这两个案例实施可追踪系统的模式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本文命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最后，作者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并从完善追踪技术、提供制度环境、建立信誉机制、发展供应链等方面提出改善可追踪系统信息传递效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