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具有偏向集中的特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缺乏民主、过于集权的领导体制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进入延安以后,中国共产党完善了集体领导制度,发扬民主,使各根据地得到了充分发展,党员数量也猛烈增加,逐渐成长成为在当时中国具有与国民党相抗衡的实力的大党。规模的扩张及党员人数数量的增加并不与中国共产党实力的增长成简单的正比例。发展过程中,一些敌特分子混进我党内部;党员内部的思想文化素质良莠不齐;地方党政组织对中央独立自主游击战略的思想不能真正领会和贯彻;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不服从中央的战略安排甚至是命令。思想的混乱及地方与中央在关系上的不正常让毛泽东与中央感到有必要对全党来一次大的整顿。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过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宣传上实现了真正的一元化领导。在残酷的抗日战争环境下,由于敌、顽、我犬牙交错的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部门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依靠结合在一起度过最困难的阶段。同时,中共的领导体制自身也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一元化”领导体制更能体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思想。各地党、政、军、民领导的集中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内出现了一个个的“核心”。中央的战略、方针、政策从上到下通过这些领导核心向同级部门传达。横向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建立起来了。在这种领导体制下,党的上行下效程度、各地执行政策的效率都大大提高了。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一元化”领导体制后,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最大程度上整合解放区的政治、经济资源去支援前线部队,从而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战胜在战争初期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领导革命的成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建国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种领导体制使我国人民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正是这种体制的弊端也造成了党的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没能很好的认识到自身“执政党”地位,从而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继续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弊端发展到极端而出现的非正常社会动乱。文革后,中国共产党针对领导体制的弊端,提出整党改革,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逐渐转变到“执政党”的自身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