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翻译研究领域因一场时代的巨浪—“文化转向”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翻译研究者将女性主义思潮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女性主义翻译流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念，还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性别视角。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因此而得到增强。西方国家很早就开始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以后的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翻译的实际操作中，女性主义译者试着从女性的角度进行翻译，以此作为攻击父权社会的武器。而在中国，自女性主义在上个世纪被朱虹引入之后，刚开始并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随着后来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此类研究的实用性和对其研究的必要性，并且都积极投身于翻译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当中。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选取著名女性主义者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传体小说《钟形罩》的三个汉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译者分别为朱世达（男），严维明（男）和杨靖（女）。作为普拉斯的唯一一部小说，这部著作产生于女权主义背景下，全面地反映了普拉斯的语言观、性别观和生死观。另外，这是一部美国女性成长小说，书中有大量的女性主义意识和语言特征可供挖掘分析。因此可以说，《钟形罩》是值得从女性主义翻译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比较的。作者分别从语言层面和女性主义意识层面对这三个汉译本进行了对比和分析。从语言层面来看，女性译者频繁地使用句末语气词、模糊语、强势词语。并且他们更喜欢使用疑问句、带有很长限定词的短语以及破折号。而从女性主义意识层面来看，女性译者似乎更能体会原文中女主人公的情感并能恰到好处地捕捉其内心的情感变化。与此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女性的地位，女性译者常常会选择省略一些从男性视角来判断女性的关乎性或情感的词语。无论如何，这三个汉译本基本上还是能够做到不加扭曲不带主观色彩地去展现男主人公的形象。经过详细的分析比较之后会发现三个汉译本都没能完全地表现原文中的女性主义精神，但相对而言，杨靖的译本还是要比其它两个译本略胜一筹。至于三个译本的不足之处，可能跟各自的时代影响、社会大众的意识以及具体的出版社要求有关。总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能够帮助理解不同性别的译者在翻译的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在整个翻译研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作为一个有发展潜力的研究视角，很有必要将性别视角应用到更多相关的研究中，以便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