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广州1953-2011年的基层人大代表直选为例，采取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取向，综合运用历史档案研究、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二手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回答了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选举的领导方式的历史变迁这一核心问题。　　本文的研究发现，控制效果与强制程度的关系、合法性与强制程度的关系以及成本所带来的效用损失与成本的关系这三类变量对中共在选举中的强制程度的变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1952年术和1953年初，政权日益巩固、经济不断发展，财政收入也得到增加，这些都使得中共在1953年决定全面开展普选，也就减弱了其在选举中的强制程度。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镇压反革命也成效显著;而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冲击了中国民众的思想，经济问题和官僚主义的日益严峻也导致不满增加，这些都使得中共在当年减弱其在选举中的强制程度。而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导致了中共在1958年的选举中加强强制程度。到了1960年，中国经济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使得中共不得不加强选举中的强制程度。而在1962年的时候，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国家财政收入也得到了增加，使得强制程度有所减弱。1964年选举时，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使得强制程度进一步下降。　　“文革”结束后，十年的灾难及其遗留的大量问题引发了许多群众的不满，少数人还以民主的名义破坏党的形象，这些使得中共在1980年的直选中降低了强制程度。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说服能力下降，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民主意识逐渐增强，意识形态为政权提供的合法性支撑减弱，部分高校爆发了对选举的强制策略的抵制行动，这些都使得中共需要减弱选举中的强制程度;然而，另一方面，说服能力的下降，选民和独立候选人自主政治参与的增强，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因素又使得中共需要加强强制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陷入了两难局面，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共在选举中的强制程度频繁发生摇摆。而自80年代末开始，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加强了隐性强制的策略;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使得政权的合法性有了较大的增加;此外，1989年的政治风波意味着威胁政权的力量不容小觑;而政治风波平息以后，高校学生对选举中强制策略的使用的抵制行动也不再出现;这些都使得强制程度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基本保持稳中有升的状况。而2003年独立候选人参选的大量出现妨碍了一些地方选举机构的意图的实现，导致了它们加强强制程度。　　在2011年的广州直选中，M区N街的一名候选人对街道的选举工作秩序和街道领导的当选构成了挑战，也有可能妨碍以后街道开展代表工作，这出乎了街道领导的预料，也使得街道办加强了强制程度。同时，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的发展促进了独立候选人的大量出现，增强了他们对组织意图在选举中的实现的挑战，使得一些选举机构加强强制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