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倡廉的大背景下,腐败案件成为社会焦点,由于腐败案件涉及的证据自身有着特殊性,导致腐败案件在证据方面存在取证难、证据形式较为单一等困境。《监察法》的出台,将国家反腐力量拧成一股,致力于解决反腐败案件的实践操作问题。因为是新法出台,所以在一些规定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尤其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中,只有两三个法条的大致规定,并没有像《刑事诉讼法》那样详细规定,这样也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操作中难以有效落实,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研究腐败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非法证据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进行阐述,并且针对腐败案件在监察调查阶段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过程中应当考量的因素作出分析。第二部分针对腐败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存在的三大困境进行原因分析,主要针对非法证据在发现难、证明难以及排除难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第三部分主要针对上述困境做出理论突破,在解决非法证据发现难这一块,笔者从内部的加强监督到外部赋予律师对录音录像申请调取权以及对检察院介入的外部制约进行完善建议。在解决非法证据证明难的问题时,明确对违法取证行为作出具体界定标准,强调调查人员出庭,并且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证据保管链条,还有严格规范身体检查制度,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解决非法证据证明难的问题;对于非法证据排除难的问题,笔者从理念、规则以及制度三个层面进分析,明确审判中心主义在腐败案件审理过程中的重要性,针对监察调查获取的非法证据的排除方式进行明确,最后借鉴我国香港廉政公署的监督制度,建议我国监察制度对司法机关尤其法官履行职责行为的监督范围的限制从而保证法官的中立性。第四部分是对现有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例如对录音录像制度的规范,强化律师在后期的权利保障以及参与的实质化,可以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更有效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