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思想是《吕氏春秋》全书的核心内容,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君道无为方面。“贵知”与“去知”是《吕氏春秋》君道思想的两个面向。概言之,“贵知”表示对君主智能的肯定和推重,“去知”表示对君主智能的否定和排斥。考察“贵知”与“去知”的对立统一,有助于把握《吕氏春秋》的君道思想,并展现其杂家特色。贵知论分为“重君智”和“尚贤士”两个方面。《吕氏春秋》对君主智识提出了很高要求,集中体现在对“道”的把握上。“理”是“道”之别称,以“行理”作为君主权力正当性依据以及由此衍生的理义至上的赏罚观,是《吕氏春秋》“重君智”的一个显例。“开善不易”是指在事情初始阶段,民众甚至群臣的短视要求君主必须看到长远利益。君主智识的重要性在“君智”与“民愚”的对立中被彰显出来。《吕氏春秋》的求贤观念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人的有限性是求贤的前提,知贤是求贤的关键,能否知贤则取决于君主智识。实际上,《吕氏春秋》把对贤士的追求转向了对君主智识的要求。这是针对战国时期君主对贤士标准缺乏明确认识以致用人混乱的现象而提出的。同儒、墨的基本逻辑一致,《吕氏春秋》试图通过上位者的贤明以达到求贤的目的,但操作上的难度凸显了儒、墨理论的弊端。而对贤者标准神秘、难知的认识否定了它寻求制度建构的可能。“贤不世出”为战国时代共识,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及其困难程度的预判影响了政治理论的走向。去知论分为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从理论上看,《吕氏春秋》要求君主排除“主观性意识”,以达到对“道”的把握。从政治实践上看,反对君主参与具体政治事务,其原因同样出于对人有限性的认识,目的则是要保留臣下臣下发挥智能的空间。不能将《吕氏春秋》“去知”说与“反智论”等同起来。贵知论与去知论在《吕氏春秋》中大体构成一个圆融的体系,但由于文献来源驳杂,也存在矛盾之处。从理论上看,“贵知”要求君主对“道”的把握,“去知”则要求排除“主观性意识”,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方式。同时,《吕氏春秋》中也存在另外一种“知道”的方式,即“学”。从政治实践上看,贵知论重在求贤,去知论重在用贤,二者共同构成了《吕氏春秋》对“劳于求人,佚于治事”的诠释。但从战国新政治形势下君臣分职体系出发,《吕氏春秋》强调君主把握政治发展的动向和趋势以及安排群臣职位以维持整个政治体系的运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