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利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著的《文化、历史和翻译》中首次出现。文化翻译研究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文学或语言学研究走向更为综合的文化翻译研究,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文化翻译研究中,典籍英译研究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译本中,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文化背景是形成译本多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对翻译进行研究时经常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庄子》作为集文学与哲学成就于一体的古籍经典以其独特的文学性和哲学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在我国,对《庄子》译本的研究也有很多。然而,以译者主体性为视角,用对比手段来探讨《庄子》文化核心词“道”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受到不同文化影响的译者在翻译“道”采用不同翻译方式的原因。从事哲学研究的冯友兰在翻译时处处注意哲学概念的传达,例如"method"、"way"、"order"等等。这与其的翻译目的紧密相关,而将《庄子》视为文学经典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则倾向从文学角度出发,统一采用"the Way"来翻译“道”一词以期呈现原作的文学特色.在本文中,作者将从译者主体性视角出发,通过对比两位翻译家翻译目的,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方面的异同来阐释译者主体性的在翻译中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当然,《庄子》这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典籍中包含了大量“天”、“气”、“心”等文化核心词,都需要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为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