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飞速发展,其应用从公共领域迅速蔓延到了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尤其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人脸识别“非接触性”的特点,使人脸识别的应用得以进一步推广。以“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园案”为代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再一次把人脸识别所潜在的侵权风险推到了公众面前。如何在充分发展和利用人脸识别的同时尽可能预防并减少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法学学者必须关注和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人脸识别技术潜在风险、归纳现有法律规制体系特点及不足、分析人脸识别不同规制模式优劣的基础上,尝试借助“场景正义理论”提出在我国切实可行的人脸识别法律规制方案。本文主体部分包括如下四章内容:第一章分析人脸识别技术的潜在风险。以人脸识别第一案为起点,以人脸识别技术的运作流程以及技术所可能侵犯的不同类型的权利为线索,对人脸识别技术潜在的法律风险予以详细的梳理和归纳,探析其特点与共性,指出对人脸识别进行法律规制的现实必要性。第二章归纳我国现有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体系的现状、特点及不足。按照制定时间的先后,对涉及人脸识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逐部的梳理和陈述,归纳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范体系从内嵌于个人信息的一般框架到予以专门化规制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并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体现的“公权力/私权利”区分规制的态度为线索,对我国现阶段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体系的不足之处予以分析。第三章分析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体系所应采取的基础理念。从理念转轨的角度,对当下学界较为热门的专门化规制模式与场景化规制模式进行介绍和比较,并从技术特性、利益衡量、哲学转轨和立法动向四个层面,指出“场景正义理论”更适合作为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体系的基础理念和基础模式。第四章探究“场景正义理论”视域下我国人脸识别法律规制体系建构的路径和方法。在引介场景规制理论构成要素和思维进路的基础上,以信息实体要素为划分标准构造出“公权机关使用人脸识别的场景”和“私权卞体使用人脸识别的场景”两个理论模型,并分别对上述两个模型的规制特点和规制重心予以分析和建构。最后,则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强调必要配套措施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