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西方文明的冲击,尤其是作为外国租界的上海,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也波及到乡村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生活方式,而城乡变动对于每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外国资本势力不断扩张的上海,城市变化最为明显,并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无论是统治阶层、知识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阶层,都对城市文明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而上海也利用现代媒体报刊事业的发达,成为新文学发展的沃土,作为现代文学开创者的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定居上海,以他敏锐的知觉力和敏感的文学神经,充实着他的杂文创作。本文从鲁迅的城市生活轨迹谈起,力图以他30年代的都市体验为切入点,通过对30年代的杂文文本进行分析,来探讨都市体验观照下的鲁迅30年代杂文创作。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鲁迅与上海的遇合,关注的是鲁迅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作态,主要论述这种遇合对鲁迅从生活到思想、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和变化。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关注的是都市体验观照下鲁迅30年代杂文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容上的特点。生活在上海“闹市”的鲁迅,受着新事物的感染和侵扰,从表现形式上来说,不仅在杂文语言上形成方言土语和书面语、中国传统语言和西方语言的混搭,还利用上海报刊媒体事业的发达,将“报章体”继续发展至成熟,并将他杂文中的修辞策略表现到极致；从思想内容上来说,鲁迅30年代杂文侧重从对日常事物的观察入手,在对其思想内容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保持着他思想的一贯性,最终达到批判国民性的目的。另外,上海文坛的各种怪现象和文坛论争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各种现象也成为鲁迅杂文的表现对象。第三部分是文章的分析部分,关注的是30年代都市体验对鲁迅杂文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与前期相比,30年代鲁迅杂文创作发生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从杂文到现实”,从小事写起,通过刻画时代的眉目,对于国民性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思考。另外,在30年代上海文学环境的影响下,鲁迅参与了若干次文学论争,本章以“鲁施之争”为例,分析了30年代知识分子在文学论争过程中所存在的话语权力争夺问题,最后论述鲁迅30年代杂文的文本特点,总的来说,就是打破浪漫的文风,立足现实,达到“破”与“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