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权保障思想有着特殊的含义。本文首先界定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的含义。所谓人权,通俗地讲,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应当平等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利。马克思、思格斯认为人权是指“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是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驱动下产生的,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的发展,从内容到表现形式体现了由低向高、由简单到复杂的特点。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权利、经济社会权利、妇女的权利、受教育权利等方面的思想。然后分析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形成的条件。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权思想形成的内在因素,《吕氏春秋》提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论后,后来的很多智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肯定和发扬。《庄子·天道》以天道观念为出发点。庄子认为万物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强调“民彝”即民心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政治的取向。陈独秀也提出了“民主”思想,强调国民应当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个陛的解放。太平天国运动的“平等”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西方人权思想是共产党人权思想形成的外在因素。格老修斯的天赋人权论,霍布斯、卢梭等的民主观念和平等思想,洛克和卢梭的保障财产和其他权利主张等深深地影响了先进的中国人。比如说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来源于西方:Democracy和Science;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传播为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教育等权利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及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平等的思想。同时,也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产物的思想,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实现了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质的飞跃。接下来简要回顾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形成的历程。五四运动使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以及妇女解放等都活跃起来。民主革命运动时期创办《民权》等刊物广为宣传人权,这一时期不同于“五四”时期人权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重视广大农民的人权。土地革命时期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权思想的雏形。最后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权思想的正式形成。文章第二大部分着重论述人权思想在各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中的体现。边区为保障人民生存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中,“纲领”首先强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这代表了党对民族生存权的高度重视;政治权方面,保障一切抗日民众的选举与被选举权,政权组织上的“三三制”原则保障各抗日爱国阶层的参政权;中国共产党为了保障工人阶级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劳动权和休息权,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发表了大量的宣言、讲演,通过了许多的决议、草案;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人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保障人们的受教育权;妇女权力在各方面都有保障,比如在政治上,如1939年4月4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媳。”对各民族权利的保护也受到了各抗日政权的重视。首先,各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的总方针。另外,1941年5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文章最后一部分是关于人权保障思想的理性思考。伟大的抗日根据地人权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边区人权实践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军民抗日的积极性,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团结了中国最大多数的爱国人士,这就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权建设走出了一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用日益完善的法制来保障人权的道路,为我们现代的法制建设积累了经验;人权建设唤起了人们的权利意识。我们应该正确的面对历史,更应该反思新中国历史上人权倒退现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是新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严重地侵犯了人权,使抗日民主政权一直非常重视的人权思想被抛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体系。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错误论点,这些观点是“文革”得以进行的思想根源。文革抛弃人权体现在诸多方面。组织上实行以“左”划线。凡是不同意或抵制他的“左”倾错误的,他就给以严厉批评和打击。凡是积极拥护和推行他的“左”倾错误的,他就予以高度信任和重用;“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统治上的表现是高度集权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渐趋下降,各党派人民团体根本起不到监督作用;文革时期的司法更是混乱不堪,在“炮打”、“砸烂”的口号声中,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先后被“砸烂”,就连国家的根本法都成了一种摆设,领袖随随便便的几句话就能代替法律。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一场极其激烈、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波及社会一切领域,成为一切工作的主题,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服务于阶级斗争;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受到严重冲击;更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使我们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宝贵机遇。“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不符合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化传统,也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传统。正反两种思想及实践对比的启示是:“人权状况的发展受到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三三制”的成功范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怎样加强完善执政党的建设,必须在监督机制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监督都应该重视。